吴波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本研究是刘鸣/吴波/吴思缈教授团队在脑卒中领域近三十年持续耕耘的最新报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团队开始系统积累中国卒中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数据，并于2007年和2019年两次受邀在The Lancet Neurology发表权威论文，逐步构建起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卒中防治现状的框架。

本文在“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的宏大背景下，系统收集和分析全国的真实世界数据，对我国卒中防治体系的成效与挑战，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和分析。它不仅为世界展示了中国卒中数据和中国防治方案，也为我国卒中诊疗事业指明了方向，还为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重大慢病防治提供了参考。

基于该文章的研究结果，华西医院脑血管病中心正在深入社区和基层，积极开展脑卒中防治的科普宣讲；牵头全国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优化脑梗死再灌注治疗流程和方案；针对重症脑梗死、脑小血管病等卒中亚型开展精准防治研究。

疾病负担：发病率与死亡率下降，但患病规模持续扩大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中国目前约有2670万卒中现患病例、420万新发病例及210万死亡病例。过去30年间，我国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及DALYs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患病率并未同步下降，缺血性卒中的患病率甚至呈上升或维持高位状态。这一变化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更多患者在急性期救治后存活，推动了总体患病规模的持续扩大。

从卒中亚型构成来看，缺血性卒中约占62.8%，脑出血占32.6%，蛛网膜下腔出血占4.6%。虽然缺血性卒中在数量上占主导，但脑出血的致死和致残负担更重。全球范围内，脑出血所致死亡人数与DALYs已接近缺血性卒中，而中国是全球脑出血相关 DALYs 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特点使出血性卒中始终是我国防控体系中的重点。

城乡与区域差异：负担分布与资源配置不均

中国卒中负担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2013年农村地区卒中患病率已超过城市，至2018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约2700/10万，城市约2000/10万。同时，年龄标化死亡率在过去20年虽总体下降，但农村始终高于城市。

图1 中国城乡患病率与死亡率趋势图

这一差异与人口结构和医疗资源密切相关。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而医疗资源相对不足，使得卒中发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更高水平。

区域层面差异同样显著。西南及西部地区卒中死亡/发病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西藏、青海等地处于全国最高水平。与之对应，这些地区每千人执业医师数更低，单位面积内二级及三级医院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地区。

图2 各省卒中负担与医疗资源分布图

病因谱特征：以动脉粥样硬化和小血管病为主

对于缺血性卒中，大动脉粥样硬化仍为主要病因，占比约22%–45%。这一特征与中国人群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更为常见相关。

心源性卒中的比例在中国患者中相对较低，一方面与中国患者平均年龄相较更低，另一方面也受到房颤筛查及病因判定差异的影响。随着延长心律监测等手段应用增加，相关检出率正在提高。

小血管病同样是中国卒中病因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脑出血中，高血压性小动脉病占66.8%，脑淀粉样血管病占12.9%；在缺血性卒中中，小动脉闭塞约占30%–40%。此外，无症状腔隙性梗死在中国人群中较为常见，其远期复发和死亡风险与有症状者相近，但目前针对该人群的干预证据仍较为有限。

危险因素：高血压仍为核心，生活方式因素广泛存在

在所有可干预因素中，高血压仍是中国卒中最主要的危险因素。2018年全国调查显示，中国约有2.74亿高血压患者，患病率由2004年的20.8%升至2018年的24.7%；同期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提高至38%、35%和12%。尽管管理水平有所改善，但整体控制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患病率分别约为34%和12%，近十年变化不大，但城乡管理差异明显，农村地区控制水平相对不足。

饮食因素在卒中负担中占据重要位置。水果摄入不足是最主要的膳食风险因素，其次为全谷物和蔬菜摄入不足。2018年数据显示，蔬菜摄入已接近推荐水平，但水果和全谷物仍明显不足。

饮酒在中国具有深厚社会文化背景，但遗传流行病学证据提示，中等量饮酒并不能带来卒中保护作用，反而会增加卒中风险。吸烟方面，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国之一，男性吸烟率虽较既往略有下降，但总体水平仍高。与此同时，体力活动不足问题也在加重，2013年至2019年，中国居民中未达到WHO推荐体力活动量的比例由22%升至29%。

环境因素方面，PM2.5、铅暴露以及固体燃料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均被纳入中国卒中负担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

基层与农村卒中：防控探索不断推进

针对农村地区高负担、低资源的特点，多项干预研究提供了可行路径。

SSaSS研究证实，低钠盐替代可降低血压并减少卒中发生风险；CRHCP研究显示，由乡村医生主导的强化血压管理可改善控制率并降低心血管事件；SINEMA项目进一步证明，在基层结合数字化工具，可有效提升卒中患者的二级预防管理水平。

这些实践表明，在现有基层医疗体系基础上，通过培训、任务转移及数字化支持，可在低资源环境中实现卒中防控效果的提升。

医疗体系建设：卒中中心网络推动救治能力提升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将重大慢性病防治前移，强调从治疗向预防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百万减残工程”，一方面推动危险因素筛查与卒中预防，另一方面通过卒中中心建设提升救治能力和服务质量。

过去20年间，中国住院卒中管理质量总体明显改善。抗血小板、调脂等基础治疗的院内使用率已显著提高，在许多场景下可达到约90%；但涉及高成本、强技术依赖的治疗，如再灌注治疗，其普及速度相对较慢。

图3 健康中国2030框架下卒中防控进展

截至2025年，中国已建成1698家二级卒中中心和769家三级卒中中心，覆盖全部省份并延伸至约一半县域。卒中中心网络的建立，使急性期救治能力得到系统性提升。

急性期治疗：再灌注治疗持续扩展

随着卒中绿色通道和标准化流程建设推进，院内延误显著缩短。目前，我国静脉溶栓DNT的中位数已由2008年的94分钟缩短至2018年的60分钟。相比之下，院前延误的改善相对有限，这也是当前限制更多患者接受再灌注治疗的重要原因。为此，中国已建立卒中中心网络、区域卒中救治地图，并在部分地区开展移动卒中单元探索，以提高患者1小时卒中救治圈可及性。

静脉溶栓治疗在中国已逐步推广。过去十年，溶栓率由约10%提升至约30%，但受限于到院时间，整体覆盖仍有限。目前指南推荐在4.5小时内使用阿替普酶或替奈普酶，部分患者拓展至24小时，围绕延长静脉溶栓时间窗以及发展更多溶栓药物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

机械取栓方面，年治疗例数已由2015年前每年不足3000例增长至2020年的4万余例，但仍仅占全部缺血性卒中的约1.5%。适应证限制、费用及资源分布不均仍是主要制约因素。随着卒中中心建设及区域协作网络完善，血管内治疗的可及性正在逐步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一系列高质量随机研究，为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再灌注治疗策略提供了直接证据，包括大梗死取栓、基底动脉闭塞取栓，以及桥接治疗、直接取栓和术前替奈普酶等不同路径的比较。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国指南更新，也对国际卒中临床实践产生了影响。

出血性卒中与长期管理：综合干预与规范化持续推进

脑出血管理方面，强化降压联合多指标综合管理策略已被证实可改善预后，并推动“急性期管理束”模式应用。院前早期降压在脑出血中显示获益，而在缺血性卒中中则需避免过早强化降压。

在长期管理方面，卒中患者死亡率、复发率及致残率均较既往有所改善。院内抗血小板、调脂等治疗使用率已显著提高，但出院后依从性下降仍较为常见。

个体化二级预防逐步推进。例如，基于CYP2C19基因型的抗血小板策略，以及替格瑞洛在特定人群中的应用，均已获得中国研究支持。

总体来看，中国卒中防治已形成覆盖危险因素管理、急性期救治、二级预防及康复的完整体系。在卒中中心建设、再灌注治疗推广、脑出血综合管理及基层防控等方面均取得持续进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患病规模扩大、城乡及区域差异、院前延误及长期管理依从性不足，仍构成当前卒中防治中的关键问题。以上内容构成了当前中国卒中防治与管理进展的整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