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的整体发病率呈逐步下降趋势。这一变化与人群吸烟习惯的改善密切相关，同时也推动了肺癌疾病谱的结构性改变：女性患者及不吸烟人群的占比显著上升，病理类型以肺腺癌为主。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的广泛普及，有效实现了肺癌诊断阶段的前移，使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得以确诊，大幅提升了临床治愈率。

2005年至2010年间，受困于假阳性率、过度诊断及辐射暴露风险等问题的掣肘，低剂量CT（LDCT）的临床推广与应用一度陷入低潮。2011年，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LST）证实，LDCT筛查可使肺癌死亡率降低20%。欧洲NELSON试验进一步验证了该技术的筛查价值，尤其在女性人群中，肺癌死亡率降幅达33%，这两项里程碑式研究确立了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核心地位。

筛查人群的准入标准也在持续优化，从最初限定的55-74岁、累计吸烟≥30包年人群，逐步扩展至50-80岁、累计吸烟≥20包年的群体。2023年，美国癌症协会（ACS）发布的指南进一步取消了15年的戒烟时限要求，让更多肺癌高风险人群纳入筛查范畴。

2005年至2025年间，LDCT筛查完成了从争议到共识的跨越。当前，其核心挑战已转向落地实施层面——即如何在确保循证筛查覆盖高危人群的同时，维持项目的高质量与低风险，并动态整合结节管理与风险评估的最新进展。此外，未来的另一大挑战在于如何结合影像筛查与生物标志物，精准识别高危非吸烟人群，特别是二手烟暴露者及特定亚群（如具有EGFR突变家族史的亚洲非吸烟女性）。

过去20年间，肺癌诊疗领域完成了从单纯病理分型向分子分型指导精准治疗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发现EGFR、ALK、ROS1、KRAS G12C等一系列具有临床价值的驱动基因，约64%的肺腺癌患者可检测到潜在可靶向的驱动靶点。肺癌突变联盟（LCMC）系列研究的开展，不仅标准化了多中心、多基因联合检测的操作流程，更明确了不同驱动基因亚型肺癌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关联性，为靶向治疗的广泛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循证医学基础。

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已从早期试验性技术，逐步发展为不可手术的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根治性治疗手段。该疗法可实现持久的局部肿瘤控制，为患者带来明确的生存获益，且治疗相关毒性反应轻微，从而将根治性治疗的选择范围，从传统手术拓展至精准放疗领域。

局部晚期NSCLC的放疗策略也在持续优化。在剂量与技术调整层面，RTOG 0617试验证实，60Gy标准剂量同步放化疗的疗效优于74Gy高剂量方案，有效规避了过度放疗带来的生存损害。调强放疗（IMRT）技术凭借对正常组织的精准保护，可显著降低心肺毒性，已成为同步放化疗的优选放疗技术。在靶区定位层面，PET-Plan试验验证了FDG-PET引导的靶区缩小策略的非劣效性。该策略不会增加治疗相关毒性，推动了选择性淋巴结照射技术的临床应用。此外，PACIFIC试验确立了放疗后序贯免疫巩固治疗的方案，可显著延长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与总生存期（OS），且这一获益在真实世界临床队列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小细胞肺癌（SCLC）的治疗在过去十余年间进展相对有限，顺铂或卡铂联合依托泊苷方案长期作为广泛期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拓扑替康则是唯一获批用于复发患者的治疗药物。预防性脑照射是降低脑转移风险的重要手段。而免疫治疗的问世，彻底改变了SCLC的传统治疗格局，为该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中位生存期的延长幅度有限，但其首次实现了持久应答，甚至使少数转移性患者达到了临床治愈，这无疑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随后，免疫疗法重塑了临床标准治疗，通过根治性放化疗后的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改善了局限期患者的生存状况。

在复发性疾病治疗方面，烷化剂芦比替定因其毒性表现优于历史对照药物拓扑替康，获得了FDA加速批准；此外，近期数据显示，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芦比替定一线维持治疗广泛期SCLC，也能显著改善患者生存。此外，靶向DLL3的T细胞衔接器塔拉妥单抗也获加速批准用于复发性疾病，且已被证实较化疗能显著延长生存期。

目前，多种极具潜力的新药正处于积极研发阶段，旨在造福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抗体偶联药物（ADC）及其他新型靶向疗法的临床试验已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初步成果。

2000年代中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否治疗胸部肿瘤还仅仅是一个猜想。直到随机试验带来的首个突破，证实了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PD-1/PD-L1阻断疗法表现优于化疗。

紧接着，PD-1/PD-L1抑制剂凭借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了PD-L1高表达患者一线治疗的新标准。随后，无论PD-L1状态如何，‘免疫+化疗’的组合拳都让患者获益，且这种获益跨越了不同的组织学类型。

在局部晚期NSCLC领域，放化疗后序贯免疫治疗树立了新标杆，也为早期肺癌的干预铺平了道路。在可切除肺癌中，无论是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还是围手术期治疗，免疫疗法都持续刷新着病理缓解和生存期记录。虽然PD-L1阳性肿瘤效果更好，但在阴性肿瘤中同样有效，说明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对于携带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有限；对于无吸烟史的患者，甚至可能面临更高的早期进展风险，因此筛选患者必须谨慎。好在，单细胞分析、空间技术以及ctDNA微小残留病灶（MRD）监测等先进技术，正在帮助医生更精准地分层患者、破解耐药难题。

到2026年，免疫疗法预计将全面融入NSCLC的治疗版图。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强强联合’——即免疫疗法与ADC药物、靶向疗法及新一代免疫调节剂的组合，力求为每一类分子亚群的患者找到最优解。

• 肿瘤基因分型应用

  2006年，研究人员首次报道可从ctDNA中检测到EGFR基因突变，开启了ctDNA在肺癌基因分型中的应用篇章。201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款血浆ctDNA伴随诊断试剂盒。2020年又有两款血浆二代测序（NGS）试剂盒相继获批，推动ctDNA检测逐步走向标准化与临床普及。该技术可快速、精准检测肺癌驱动基因突变及耐药突变（如EGFR T790M），为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方案选择与动态调整提供关键决策依据。

• 微小残留病（MRD）监测

  2017年，肿瘤特异性ctDNA检测技术实现对MRD的精准识别，其核心优势在于可提前4-6个月预测肿瘤复发，且这一预后评估价值已被多项临床研究证实。目前，MRD状态已成为指导术后治疗策略升级或降级的重要参考指标，相关前瞻性临床试验正持续推进，旨在进一步验证其临床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