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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是指病原微生物在血液循环内持续性、间歇性或一过性存在,损伤全身脏器并引发
1 可溶性髓系细胞表达触发受体-1(soluble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 sTREM-1)
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triggering receptor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1, TREM-1)是表达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表面的单免疫球蛋白结构域受体,可通过配体结合或细菌脂多糖刺激激活 TREM-1/DAP12 通路,放大炎症反应并促进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分泌。sTREM-1 是 TREM-1的主要表达形式,是公认的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预后预测指标,较 C 反应蛋白和
一项纳入 136 例急诊科早期急诊
2 可溶性
suPAR 是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受体的可溶形式,是一种分子量为 55~60 kDa 的糖蛋白,在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内的各种免疫活性细胞以及血管内皮细胞中表达[25-27]。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试验表明,suPAR 浓度≥12 ng/mL 是感染患者 28 d 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28 ]。有研究表明,以 11.0 ng/mL 为临界值,血清 suPAR水平越高,患者预后越差,其预测患者死亡的 AUC达 0.84,灵敏度为 83%,特异度为 76%[29]。另一项研究表明,suPAR 为
3 可溶性 CD14 亚型(presepsin)
presepsin 是 CD14 经组织蛋白酶裂解产生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其释放依赖单核细胞与脂多糖及脂多糖结合蛋白的结合激活,血清水平同时关联机体炎症反应强度与病原清除效率,可以作为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特征性标志物,能更全面评估感染患者的病情[18, 32]。presepsin 被发现是血流感染的独立预测因子[OR=2.28,95%CI(1.41,3.70)],也是血流感染患者28 d 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OR=3.31,95%CI(1.67,6.54)][18]。有研究表明,血清 presepsin 水平与脓毒症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随病情进展(轻度→重度→休克)梯度升高,在健康人群、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中血清 presepsin 水平依次为 130、212、325、787、4 910pg/mL,提示该指标可通过浓度变化反映疾病进展趋势,为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提供重要参考[32 - 33 ]。还有研究表明,脓毒症患者治疗期间血清 presepsin 浓度变化与预后密切相关:存活组 presepsin 水平持续下降,死亡组维持高值,且存活组浓度中位数显著低于死亡组(823 vs. 2 124 pg/mL,P<0.000 1)[32-34]。然而,由于缺乏纳入足够数量的大规模研究,presepsin 的临床价值仍然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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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P 是脓毒症诊断与病情评估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该蛋白由活化中性粒细胞释放,通过调控血管通透性、募集免疫细胞、放大炎症反应,直接参与脓毒症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且在器官衰竭出现前即呈高表达特征,为脓毒症早期识别、病情监测及治疗优化提供了关键参考依据。
HBP 测量被认为是血流感染及其潜在结果的一种有前途的预后工具,比降钙素原能更好表示血流感染患者的感染严重程度[35-36]。HBP 水平与脓毒症进展密切相关,预后评估价值突出,其 48 h 变化对脓毒症危重患者的预测准确性更优,对脓毒症的特异度为 72%,针对危重情况的预后灵敏度(76%)与特异度(79%)均衡,是脓毒症预后评估的优质指标[36 ]。研究表明,当血浆 HBP 浓度高于 15~30 ng/mL时,其对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的发展与结局具有较高的预后准确性,监测其水平变化可有效评估患者预后并指导治疗策略制定[37]。
HBP 在非感染性疾病(如外伤、
5 微 RNA(microRNA, miRNA)
miRNA 是 20~24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小 RNA,循环形式稳定性高,其通过调控免疫相关基因表达参与感染病理过程,在脓毒症等感染状态下谱系会发生特征性改变,具有预后评估潜力[37-39]。miRNA在脓毒症及细菌、寄生虫感染中呈特征性表达,部分具明确预后价值:miRNA-133a 高表达是脓毒症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革兰阳性菌(如
其中,miRNA-25 预测脓毒症患者 28 d 死亡率的AUC 为 0.756[95%CI(0.569,0.833)],临界点为0.492,miRNA-25 水平≤0.492 的患者 28 d 生存率显著低于 miRNA-25 水平>0.492 的患者(44.5% vs.73.9%,P<0.05),可作为脓毒症预后生物标志物[41]。
由于在炎症及不同病原体所致脓毒症中miRNA 的调节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其最佳标准化方案尚未形成共识;且现有研究多聚焦特定miRNA 的表达特征或单一预后价值,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与临界值界定,限制了临床推广应用[38]。
6 总结与展望
sTREM-1、suPAR、presepsin、HBP 及 miRNA这 5 种新型生物标志物均在血流感染诊疗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它们各自通过独特机制参与感染炎症过程,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 28 d 死亡率等预后指标预测中表现良好,部分指标效能优于传统标志物,联合或动态监测可进一步提升预测价值。然而,这些标志物普遍存在特异性/敏感性欠佳、缺乏大规模多中心研究验证等局限,其临床应用推广仍需更多高质量研究支持,以优化诊断与预后评估策略。
不同的单一生物标志物对于血流感染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各有其优势,然而受限于疾病演变及病情的复杂均有其局限性,各种生物标志物的组合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示意义,然而,其作用也未始终优于任何单个生物标志物[42]。目前机器学习在脓毒症及血流感染的诊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在急诊血流感染风险中未见到相关研究[43]。未来,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策略、最新分子检测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应用于血流感染患者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提供对病原体鉴定和预后检测的深入见解,提升在不同临床环境的不同患者群体中的有效性,推动血流感染患者的诊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源:郭明霞,杨萌,张蜀.新型标志物在急性血流感染患者病情程度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J].华西医学,2025,40(11):1865-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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