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接受BPs治疗的女性患者，AFFs发病风险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85岁及以上患者风险有所降低，可能与该年龄段死亡率增高有关。

种族：亚洲女性是AFFs的高风险群体。在接受BPs治疗的女性队列中，亚洲女性的AFFs发生率为每年每万人5.95例，而白人女性为1.09例。

女性：基于瑞典2008-2010年数据，55岁以上接受BPs治疗的AFFs患者90%为女性，可能与女性骨骼结构（股骨更窄、骨盆更宽）及BPs较高使用率有关。

遗传易感性：LOXL4基因变异和甲羟戊酸通路突变个体风险显著增高。

药物因素：长期使用BPs（口服＞5年或静脉＞3年且无药物假期）、质子泵抑制剂（可能抑制骨吸收）以及高剂量/长期糖皮质激素，均会增加AFFs发病风险。

口服阿仑膦酸钠超过5年或静脉输注唑来膦酸超过3年可能因骨重建过度抑制导致微损伤累积及AFFs风险升高，因此需通过风险-收益评估决定是否暂停治疗。低风险患者（无新发骨折、BMD稳定且骨代谢标志物CTX＜0.3 ng/mL）可进入药物假期，口服制剂停药2-3年、静脉制剂停药3-5年，期间每年监测BMD，若年降幅＞5%或CTX持续上升＞50%需重启治疗；高风险患者（近期骨折、BMD持续下降或CTX＞0.6 ng/mL）则需延长治疗至10年，并持续动态评估。

地舒单抗通过抑制核因子κB受体激活蛋白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 RANKL）快速降低骨吸收，但停药后骨吸收标志物CTX可在1-2个月内反弹至基线3倍以上，导致骨量快速丢失（尤其皮质骨）和椎体骨折风险骤增（第1年风险升高6.6%），因此通常不推荐药物假期，需持续治疗或停药后6个月内进行序贯治疗。高骨折风险患者（如多发性椎体骨折）停药后应首选序贯双膦酸盐，可降低椎体骨折风险46%；若存在严重骨质疏松或骨量极度低下，可替代为特立帕肽（疗程≤2年）。序贯治疗期间需每3个月监测BMD和CTX，若CTX持续＞0.6 ng/mL或BMD下降＞5%需调整方案。临床管理需强化患者教育，确保依从性以避免因停药反弹导致骨折风险失控。

AFFs的风险与BPs的停药时间密切相关。对于未使用BPs的人群，AFFs的绝对风险极低，每年每万人仅0.03-0.07例。当BPs使用少于5年的患者停药后，AFFs发生率持续降低，停药4年以上时，发生率降至每年每万人0.1例，接近正常人群水平，此时可考虑恢复用药。然而，对于BPs使用超过5年的患者，停药1.25-4年后AFFs发生率降至最低点，即每年每万人1.91例，但仍高于未用药人群。推测长期用药者停药后难以完全恢复至正常风险水平，若继续停药，AFFs发生率可能上升。因此，建议用药超过5年的患者在停药1.25-4年时评估恢复用药的必要性。

AFFs的治疗方案涵盖基础、药物及手术三个层面（图3）。在基础治疗方面，一旦确诊AFFs，需立即停用抗骨吸收药物，并及时补充钙和维生素D。药物治疗上，围手术期尽早应用特立帕肽，实践表明其能有效降低骨折率、提升骨密度并改善骨结构，对有骨折史或罹患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效果更为显著。手术治疗则需分步骤进行，首先要判断外皮质是否存在放射性骨折线；若存在，需进一步综合评估患者股骨的弯曲程度、髓腔狭窄情况、是否存在预存植入物、骨顶点骨内膜愈伤组织状况以及股骨弯曲程度等因素。对于完全性AFFs，首选髓内钉固定手术，若因特殊情况髓内钉难以插入，则选择钢板固定作为替代方案；对于不完全性AFFs，依据危险因素评估评分，评分小于7可先密切观察，评分大于8则进展为完全性AFFs的可能性较大，需进行预防性固定手术。术后要密切关注不愈合、植入物失败等常见并发症，必要时进行翻修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