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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晚期

医脉通:晚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方案近年不断迭代,临床可选择的单药、联合方案日益丰富。能否请您谈谈,在全程管理中,应如何优化治疗序列布局,最大化患者的长期生存与生活质量获益?
杨谨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于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如何发挥治疗智慧,科学、有序地应用具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药物及联合治疗策略,从而实现生存获益最大化,是当前临床实践面临的重要议题。
精准识别获益人群:迈向个体化精准分层治疗
ABC(Advanced Breast Cancer)6-7共识对“内分泌敏感状态不确定”及“耐药”界定进行了细化,将二线及以后治疗进展或发生ESR1突变的人群归入继发性耐药队列;ABC8更新中,对于接受CDK4/6抑制剂(CDK4/6i)后的耐药分层进一步提出:一线治疗中,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后 6–12个月内进展,视为早期获得性继发耐药;超过12个月后进展,界定为晚期获得性耐药。
2025年的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SABCS)及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基于临床病理参数、基因组学特征及人工智能模型,可预测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接受一线治疗后的预后差异。即便同样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不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仍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未来治疗模式可能不再是所有患者统一接受标准方案,而是进入更加精准的分层时代。
治疗时机与策略的抉择:SONIA、INAVO120 与 SERENA-6研究
5年随访显示,在晚期乳腺癌人群中,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用于一线或延后至二线,中位总生存期(OS:47.9个月 vs 48.1个月)相近。亚组分析提示,
纳入PIK3CA突变且内分泌耐药高危患者,在传统的CDK4/6i(
研究发现患者从开始应用AIs联合CDK4/6i方案治疗到检出ESR1突变的中位时间为22-23个月,该研究采用主动干预策略:治疗期间一旦检测到ESR1突变即将AIs更换为Camizestrant。2025年ASCO数据[3]显示,与继续原方案相比,主动换药组将PFS1或死亡风险降低了56%,长期随访的二次无进展生存期(PFS2)也呈阳性结果。进一步转化研究显示,更换Camizestrant后至第3周期的第1天,ESR1突变负荷显著降低,而对照组则持续升高。
挑战与机制探索:胚系 BRCA 突变与原发耐药
2025年一项发表于《JCO Precision Oncology》的研究[4]显示,11项临床研究中,伴有胚系BRCA 1/2突变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的疾病进展风险显著增加。此外,法国的一项大样本队列研究[5]也显示,一线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的人群中,携带BRCA等同源重组修复相关基因突变的人群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获益与野生型存在显著差异(9.9个月vs.15.4个月)。
今年发表于《Nature》的一项研究[6]进一步证实,在一线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的HR+ / HER2 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BRCA2突变患者PFS不足10个月,提示其更易发生快速获得性耐药,从标准一线联合治疗获益明显受限。目前多项研究正在推进,随着基础研究、转化医学与临床试验持续发展,HR+/HER2−晚期乳腺癌治疗将逐步从“一刀切”走向以基因组学驱动的精准分层和动态管理时代。

医脉通:尽管内分泌治疗为晚期HR+乳腺癌患者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希望,但治疗耐药仍是该领域临床中无法回避的核心痛点。能否请您谈谈,临床中该如何早期识别内分泌治疗的耐药信号?而对于已经出现耐药的患者,我们又该如何制定后续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杨谨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在CDK4/6i经治人群的后续治疗策略选择上,一线接受治疗进展后患者的生存获益空间已明显收窄,因此,如何克服耐药,是改善这类人群预后的核心命题。
ESR1突变晚期乳腺癌治疗策略的新探索
EMBER-3临床研究[7]纳入既往接受过AIs±CDK4/6i治疗进展后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其中60%的患者为CDK4/6i经治人群。结果显示,伊鲁司群和氟维司群相比,显著改善了患者的PFS,其最新的mOS数据达到了34.5个月,死亡的风险降低了40%。这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治疗理念:针对ESR1突变人群,不仅有必要切换内分泌治疗伙伴,更应考虑强化联合治疗策略。
此外,evERA研究[8]对比了Giredestrant联合
PAM通路强化治疗:从单点阻断到上下游联合阻断的演进
近年来,该方向已取得一系列阳性结果。CAPItello-291研究证实了AKT抑制剂的疗效,FINER研究以及阿培利司联合氟维司群的研究,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认识:通过阻断PI3K、AKT等PAM通路节点,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CDK4/6i治疗后进展人群的疾病进展风险。
在此基础上,联合阻断多条信号通路的策略展现出更大的潜力。VIKTORIA-1研究[9]探索了新一代PI3K/mTOR1-2抑制剂Gedatolisib联合氟维司群和CDK4/6i,同时阻断ER、PAM和CDK4/6三条关键驱动通路的“三通路全阻断”方案。该方案展现出卓越的PFS获益及OS改善趋势。基于此,Gedatolisib已获FDA快速通道资格,有望成为post-CDK4/6i时代的二线标准方案。
总体而言,CDK4/6i经治后的治疗需基于生物标志物分层,结合ESR1、PIK3CA等突变状态实施个体化策略。ABC8建议以12个月为界区分耐药类型,为跨线治疗提供窗口期。未来,针对 post-CDK4/6i人群,二联或三联的联合治疗或将成为主流,通过合理的毒性管控与精准的序贯排布,将更有效地逆转或延缓耐药进展。

医脉通:2026年医脉通打造《话题》栏目,旨在邀请各领域医学专家,围绕临床实践中的争议与困惑,展开跨学科深度对话。能否请您分享三个您认为目前在晚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领域,尚未形成统一诊疗标准、值得与同道们深入探讨的临床争议问题?
杨谨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话题一:从突变驱动到全人群获益:口服SERD应用边界应如何定义?
目前,口服SERD类药物的临床研究已贯穿乳腺癌治疗的多个关键节点。术后辅助治疗阶段,lidERA研究证实了Giredestrant的显著疗效;晚期一线治疗领域,SERENA-4研究尝试在E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中探索Camizestrant联合CDK4/6i药物的疗效,而SERENA-6研究则聚焦检出ESR1突变后内分泌治疗方案的切换;此外在CDK4/6i治疗进展后的二线治疗中,EMERALD、EMBER-3等研究也证实,依据ESR1突变状态切换为更强效的口服SERD可带来临床获益。
上述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口服SERD的临床应用,究竟应严格限定于ESR1突变人群,还是可拓展至全人群?现有证据显示,若采用单药策略须基于ESR1突变进行精准人群选择,然而,EMBER-3、evERA等研究同时提示,当口服SERD与靶向药物联合时,全人群及ESR1突变人群均能获益。联合治疗策略能否突破精准选择的限制,目前尚无定论,仍有待更多研究验证。
此外,实现精准治疗的前提是精准检测。ESR1突变检测目前在检测时机、频率及阳性阈值等方面仍缺乏统一标准,尚未真正进入临床实践。与此同时,PIK3CA检测也面临组织与血液标本一致性的挑战。未来,临床医生仍需结合具体临床情境、ESR1突变负荷变化及循证医学证据,在单药与联合、早期与晚期之间做出个体化决策。
► 话题二:胚系BRCA突变人群:CDK4/6i一线治疗的挑战与PARP抑制剂的潜在机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回顾性研究和Meta分析一致提示,携带胚系BRCA突变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在一线及后线接受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的疗效并不理想,这也对当前标准治疗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今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研究[6]为这一现象从机制层面提出了新的解释。该研究通过对同一组患者进行自身前后对照发现,一线CDK4/6i联合内分泌治疗原发或快速进展的患者,在后线序贯PARP抑制剂时反而疗效更优(有效率达73.2%)。机制上,CDK4/6i的下游靶蛋白RB1,其编码基因与BRCA2基因位于同一条染色体。gBRCA2肿瘤在双等位BRCA2失活时常伴随RB1杂合性缺失,继而引发对CDK4/6i的原发耐药。这提示,如果不加区分地对全人群一线使用CDK4/6i,部分患者可能错失一线直接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更优机会。
目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研究团队已提出对SNF-3型人群,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加入PARP抑制剂,具有明确获益且安全性可控。但临床中需对这类人群进行严密监测,循环ctDNA的快速升高,结合ESR1、AKT、PIK3CA等特定基因突变检测,可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患者可能存在原发或继发性耐药。未来有望通过液体活检或更高频次的随访,早期识别原发性耐药或快速获得性耐药人群,为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解决耐药问题提供依据。
► 话题三:多组学融合人工智能的精准治疗
当前临床面临一个核心抉择:针对不同的突变形式,应当采取“大包围”式的联合打击,还是在特定情境下仅针对单一特异性靶点进行精准抑制?多项研究表明,口服SERD双联或PAM通路三联方案能带来显著的PFS获益,但随之而来的累积毒性不可忽视。由于晚期患者体能状况随病情进展而下降,如何在保障疗效的同时,精准筛选匹配的药物方案以优化患者获益,显得尤为关键。
面对这一临床困境,人工智能(AI)逐渐成为突破传统经验性用药瓶颈的辅助诊断工具。一项发表在《Cancer Cell》上的研究[10]显示,SNF2(PD-1抑制剂+ VEGFR抑制剂+ 化疗)与SNF4(VEGFR2抑制剂+化疗)队列的PFS(8.1个月,7.0个月)与客观缓解率( 65%,70% )均实现翻倍,提示基于“多组学+AI”的诊疗体系有极高的临床转化价值。在临床转化层面,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模式为例,患者仅需提供病理切片,通过AI在三天内即可完成精准分型,进而匹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未来这些创新诊疗模式的探索,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HR+/HER2-晚期乳腺癌精准治疗的现有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杨谨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癌症中心主任
肿瘤精准研究中心主任
I期临床研究中心医疗主任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委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乳腺学组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分会常务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安市癌症康复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
美国马里兰大学Marlene and Stewart Greenbaum 肿瘤中心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
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2项,高校科技进步奖2项
编辑:Jasmine
审校:杨谨教授
排版:Ben
执行: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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