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驱动基因突变的发现和普及，多基因检测已成为个性化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2019年Oncomine Dx Target Test Multi CDx系统及2020年AmoyDx Pan Lung Cancer PCR Panel的获批，推动了多基因同时检测的开展。多基因检测相比传统单基因检测具有显著优势，但也存在标本肿瘤细胞数量不足、存档手术标本老化可能影响检测准确性等挑战。

WJOG15421L/REVEAL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前瞻性计划评估晚期或复发NSCLC患者的预后及临床结局，研究纳入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来自29家机构的1500例患者，最终1479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包括230例术后复发患者，1例因不符合标准被排除，最终229例患者进入本亚组分析。

229例术后复发患者的中位年龄为74岁（范围40-92岁），约70%为男性；86%的患者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ECOG PS）评分为0-1分，4.8%的患者评分为3-4分。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为腺癌（67.7%）和鳞状细胞癌（21.0%）；初次手术时，46.7%的患者诊断为Ⅰ期，25.3%为Ⅱ期，27.5%为Ⅲ期。

初次手术中，81.2%的患者接受肺叶切除术，仅4例接受全肺切除术；手术至复发的中位时间为511天，75%的患者复发时出现远处转移；53例（23.1%）患者在复发后接受再活检；数据截止时，77例（33.6%）患者死亡。

86.1%的患者确认了生物标志物，43.7%的患者接受多基因检测，56.8%的患者接受单基因检测，18.8%的患者同时接受了多基因和单基因检测，13.9%的患者未接受任何生物标志物检测。手术存档标本与再活检标本的多基因检测率无显著差异（42.0% vs 49.1%）；远处转移复发患者的基因检测率高于局部复发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6.7% vs 35.0%）。

EGFR、ALK、ROS1、BRAF、MET的生物标志物检测率分别为84.3%、77.2%、68.2%、55.4%、51.6%。在接受多基因检测的100例患者中，EGFR突变检出率为19%，ALK和BRAF突变检出率均为2.0%，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检出率为4.0%，KRAS G12C突变检出率为3.0%，62.0%的患者未检测到基因突变。

78例患者接受Oncomine DxTT多基因检测，83.3%的患者DNA和RNA分析均成功，12.8%的患者RNA分析失败，3.9%的患者DNA和RNA分析均失败。手术存档标本与再活检标本的检测成功率无显著差异，存档标本的储存时间与检测成功率无相关性。

单因素分析显示，非腺癌组织学亚型（比值比0.55，95%CI 0.31-0.98，P=0.043）和手术至复发间隔>3年（比值比0.49，95%CI 0.26-0.93，P=0.029）的患者接受多基因检测的可能性更低；年龄、体力状态、合并症、复发类型、是否再活检与多基因检测可能性无显著相关性。多因素分析确认，非腺癌组织学亚型（比值比0.40，95%置信区间0.21-0.77，P=0.006）和手术至复发间隔>3年（比值比0.43，95%置信区间0.21-0.89，P=0.023）是未接受多基因检测的显著预测因素。

术后复发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优于晚期患者（风险比0.60，95%CI 0.47-0.76，P<0.005）；术后复发患者中，有驱动基因突变者的总生存期显著优于无突变者（风险比0.28，95%CI 0.16-0.50，P<0.005）。无论驱动基因突变状态如何，术后复发患者的预后均显著优于晚期患者（驱动基因阳性：风险比0.49，95%CI 0.28-0.86，P=0.01；驱动基因阴性：风险比0.70，95%CI 0.54-0.92，P=0.01）。

该研究显示，术后复发NSCLC患者的多基因检测率不足50%，14%的患者未接受任何生物标志物检测，非腺癌组织学亚型和手术至复发间隔>3年是未接受多基因检测的独立相关因素。生存分析证实，无论驱动基因突变状态如何，术后复发患者的预后均显著优于晚期患者，这是首个在真实世界场景中阐明术后复发NSCLC患者生物标志物检测现状和预后的研究。

研究指出，尽管手术标本含有足够的肿瘤组织，但多基因检测实施率仍较低，可能与部分患者在肿瘤复发前已接受生物标志物检测、日本多基因检测普及度不足以及标本质量等因素有关。此外，手术标本储存时间超过3年与多基因检测实施率降低相关，提示及时检测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表明，术后复发NSCLC患者的多基因检测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而此类患者的预后优于晚期患者。随着个性化医疗在围手术期的影响日益显著，在诊断阶段早期实施多基因检测，对于优化可切除NSCLC患者的治疗策略和药物选择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识别多基因检测普及的障碍，并探索其对患者结局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