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于2026年4月11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旨在汇聚泌尿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等多学科力量，以前沿临床研究为抓手，全力推动中国泌尿肿瘤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为国际学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值此盛会即将召开之际，医脉通特邀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Shilpa Gupta教授就中国在药物创新与全球多中心试验中的角色、抗体偶联药物（ADC）联合治疗的疗效突破、未获益人群的管理等热点话题，分享其深刻洞见。

中国在药物创新、新药研发以及临床试验的高效患者入组方面，展现出了非常突出的实力。这种优势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庞大的患者人群和日益成熟的临床研究体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变化：在欧美主导的传统国际临床试验体系之外，来自中国、聚焦本土人群的临床研究，正在不断产出高质量的阳性成果。

谈到全球合作，其真正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各大洲只是各自独立开展区域性试验，研究成果很难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临床推广和转化。举个例子，维迪西妥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非常亮眼的阳性结果，但入组的患者全部来自中国。而与此同时，在其他地区，维迪西妥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试验才刚刚起步，关键结果可能还需要数年才能公布。这无疑延缓了全球诊疗的进步，也让许多患者错失了尽早接触潜在高效治疗方案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药企在与全球研究者共同设计临床试验时，有两种可行的优化路径，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国际合作。第一种是预设不同区域的队列，并合理控制每个大洲的入组人数，这样既能保证研究的全球适用性，也能同步获得不同人群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第二种路径，仍以维迪西妥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为例，既然该方案已在中国人群中验证了疗效，接下来可以在欧美人群中开展一项大约200例的扩展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其在西方人群中的效果和安全性。当然，要实现真正高效的全球临床研究合作，离不开制药企业、全球研究者和各国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

目前，尿路上皮癌领域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发展期：大量新型ADC药物不断涌现，涵盖新靶点、新载荷、优化连接子等创新设计，同时还有许多高效的联合治疗方案和双特异性ADC等前沿技术正在进入临床探索阶段。

不过，我认为未来的关键突破点，不能只盯着已经从治疗中获益的患者群体。我们清楚，维恩妥尤单抗（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能使大约70%的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获得客观缓解，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剩下30%对该方案无应答的患者。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部分患者治疗无效的根本机制，探索如何帮助他们避免不必要的毒性反应，尽早转向基于精准医学的个体化治疗。

同时，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能够精准预测EV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原发性耐药的生物标志物，因为这些无应答患者的预后通常非常不理想。针对这一人群，必须设计出替代治疗策略，例如探索全新的靶点，或开发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新型载荷药物。

因此，我预测，未来尿路上皮癌的治疗仍会以多种ADC药物为核心，但我们必须具备根据患者的应答情况和生物标志物特征，灵活切换ADC药物及其联合方案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覆盖全人群的精准治疗。

在我看来，过去几年尿路上皮癌领域最显著的诊疗范式转变，就是ADC药物联合免疫治疗模式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得出这一判断的关键依据是EV-302研究——这是过去四十年来，首个在局部晚期/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一线治疗中，疗效全面超越传统铂类标准化疗的III期临床试验。而这一方案的成功，也在尿路上皮癌的全程管理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例如，在局限性膀胱癌的新辅助治疗领域，EV-303研究结果显示，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新辅助方案疗效明显优于单纯根治性手术。更令人震撼的是，该方案实现了高达57%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率。要知道，这类患者多为老年人，基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在过去的诊疗模式中，他们大多会直接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这样的大手术，缺乏术前全身治疗，术后复发风险极高。而如今，这项新辅助方案已被证实能为这些患者带来显著的总生存期获益，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我认为，ADC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已成为该领域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一范式转变带来的核心影响是：现在我们再去判断患者是否适合铂类化疗，其临床意义已大大降低。更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是否正在通过这种“三明治式”的围手术期治疗模式，对部分患者进行了过度治疗？如何更精准地筛选出真正需要术后辅助治疗的人群，避免不必要的治疗？

此外，未来的另一个核心探索方向是：如何借助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这类高效方案，让更多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实现保留膀胱的个体化治疗，在确保肿瘤控制的同时，大幅提升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