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8岁男性，既往无病史，因进行性加重的骨痛6个月就诊。疼痛位于右侧后肋、胸椎中段及右侧髂骨，性质为深部搏动性疼痛，体力活动后加重，严重限制其活动能力。同时，存在反复发作的呼吸困难和胸部发紧，尤以平卧位时明显。体格检查发现双侧下肺野触觉语颤减弱、呼吸音减低，叩诊呈浊音。双侧凹陷性水肿自踝部延伸至膝部（1+级），无关节肿胀、皮疹或淋巴结肿大。生命体征检查显示低热（38.2 °C）和心动过速（心率：92次/分）。

初始常规X线平片检查显示多发溶骨性病变，累及右侧第6、7肋及右侧髂骨，伴皮质变薄和骨小梁破坏；同时存在双侧胸腔积液（图1A-B）。随后的氟-18氟代脱氧葡萄糖（¹⁸F-FDG）PET/CT成像显示溶骨区域内代谢活性轻度增高（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2.1至3.4），提示为非特异性炎症或修复过程，无高代谢淋巴结或远处转移证据（图2A和图3A）。相比之下，72小时后进行的氟-18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42（¹⁸F-FAPI-42）PET/CT成像显示，在受累肋骨（SUVmax，5.9）、胸椎（SUVmax，5.2）、右侧髂骨（SUVmax，4.8）和双侧胸膜（SUVmax，5.3）处有强烈的放射性示踪剂摄取，并在心包（SUVmax，4.1）处观察到额外的局灶性摄取，此种模式与纤维增生性活动相关，但也可见于活动性炎症和组织重塑（图2B和图3B）。

图1. A, B肋骨及骨盆囊性病变的影像学特征。A累及右侧后肋的多发边界清晰的囊状低密度病灶（箭头所示）。B分布于双侧骨盆骨内的散在囊性液体密度病灶（箭头所示）。

图2. A-C该患者接受了¹⁸F-FDG和¹⁸F-FAPI-42两种示踪剂的PET/CT显像。A¹⁸F-FDG PET/CT显像显示骨质流失区域呈轻度摄取，提示存在高糖代谢区域。B相比之下，¹⁸F-FAPI-42 PET/CT显像则显示出更高的特异性，凸显了受累骨骼内广泛的纤维化活性。C经过1年随访评估，¹⁸F-FAPI-42 PET/CT显像显示胸腔积液减少，且双侧胸膜、心包及骨骼（包括肋骨、脊柱和骨盆）的示踪剂摄取均显著降低。箭头指示示踪剂摄取的特异性区域。¹⁸F-FDG = 氟-18氟代脱氧葡萄糖；¹⁸F-FAPI-42 = 氟-18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42。

图3. A-C戈勒姆-斯托特综合征患者脊柱的PET/CT影像学表现。A ¹⁸F-FDG PET/CT显像显示脊柱区域示踪剂呈轻度摄取。B ¹⁸F-FAPI-42 PET/CT显像则显示受累脊柱区域的摄取更高。C 经过1年随访评估，¹⁸F-FAPI-42 PET/CT显像显示脊柱区域的示踪剂摄取显著降低。箭头指示示踪剂摄取的特异性区域。¹⁸F-FDG=氟-18氟代脱氧葡萄糖；¹⁸F-FAPI-42=氟-18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42。

实验室检查提示轻度正细胞性贫血（血红蛋白水平，11.6g/dL；平均红细胞体积，88fL），白细胞（6.8×10⁹/L）和血小板计数（210×10⁹/L）正常。炎症标志物升高，包括C反应蛋白（CRP：72.8 mg/L；参考值：<5 mg/L）和红细胞沉降率（48mm/h）。骨转换标志物显示碱性磷酸酶（142单位/L）和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22.5µg/L）升高。自身免疫和肿瘤标志物，包括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和癌胚抗原，均为阴性。

右侧胸腔积液的诊断性穿刺引流出乳糜状液体，其特征如下：甘油三酯水平，480 mg/dL（参考值：< 110 mg/dL）；脂蛋白电泳证实存在乳糜微粒；细胞学检查未见恶性细胞；细菌、分枝杆菌和真菌微生物培养阴性。随后，在局部麻醉下对右侧髂骨进行了活检。组织学检查显示骨小梁结构存在局灶性分布稀疏区域，骨髓腔内保留有造血组织和成熟的脂肪组织。未见肿瘤性增生（图4A-C）。值得注意的是，可见D2-40阳性的淋巴管浸润骨小梁间隙（图4D），无内皮细胞异型性。

图4. A-D，该18岁男性患者右侧髂骨标本的组织病理学特征。A，骨小梁结构基本保持完整，伴局灶性骨小梁分布稀疏区域。B，骨髓腔内可见造血组织及成熟脂肪组织，且（C）未见肿瘤性增生证据。（A-C，苏木精-伊红染色）。D，D2-40阳性的淋巴管（箭头所示）浸润骨髓组织。（D2-40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戈勒姆-斯托特综合征的诊断基于以下几点确立：（1）呈特征性"虫蚀样"影像学模式的进行性多中心性溶骨；（2）髂骨活检标本组织学证实存在淋巴管增生（D2-40阳性）；（3）乳糜胸的生化证据（胸腔积液甘油三酯>110 mg/dL且证实有乳糜微粒）；（4）通过血清学和病理学评估全面排除了恶性肿瘤、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基于这些发现，多学科团队启动了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治疗，并密切监测肾功能、血脂谱和血液学参数。未观察到明显的不良反应（如高脂血症、血细胞减少）。每3个月一次的系列临床评估记录到骨痛逐步缓解，呼吸困难在第6个月时完全消失。

治疗12个月后，随访¹⁸F-FAPI-42 PET/CT扫描显示肋骨（SUVmax，2.1）、心包（SUVmax，1.8）和双侧胸膜（SUVmax，2.0）内的放射性示踪剂摄取显著减少，表明成纤维细胞活性受到抑制（图2C和图3C）。胸部超声扫描显示胸腔积液量减少80%，下肢水肿完全消退。重复实验室检查显示CRP（2.1mg/L）和碱性磷酸酶（63U/L）恢复正常，进一步证实了疾病静止。患者在1年随访时已恢复全部学业活动，且报告无功能受限。

GSS的影像学评估依赖于多模态方法，以区别于相似疾病。常规X线平片和CT成像通常显示无硬化边界的"虫蚀样"溶骨性病变（图1B），这是GSS的特征性表现，与常伴有骨膜反应或软组织肿块的转移瘤或多发性骨髓瘤等肿瘤性病变形成对比。无钙化进一步将GSS与骨纤维异常增殖症区分开。虽然¹⁸F-FDG PET/CT成像可能显示受累区域代谢活性轻度增高（SUVmax，2.1至3.4），但其对纤维化过程的特异性有限，需要补充成像。相比之下，¹⁸F-FAPI-42 PET/CT成像显示在溶骨区域和胸膜（图2B）有强烈的示踪剂摄取（SUVmax，3.5至5.9），直接可视化成纤维细胞活化，这是GSS相关纤维化的标志。该模式优于¹⁸F-FDG的诊断效用与近期证据一致，这些证据强调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对富含成纤维细胞微环境的高亲和力，支持其在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作用。

髂骨活检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揭示了GSS的诊断特征，即D2-40阳性的淋巴管浸润骨髓。这些缺乏内皮细胞异型性的管道，明确地将该病变与血管肉瘤或卡波西肉瘤等恶性血管肿瘤区分开来。保留的骨小梁结构进一步排除了通常会破坏骨完整性的转移性癌。从机制上讲，GSS中骨溶解和纤维化的共存可能源于破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之间的双向串扰。破骨细胞衍生的细胞因子很可能启动成纤维细胞活化，从而维持骨破坏和纤维化重塑的自我强化循环。这种相互作用突显了驱动GSS进展的复杂病理生理状况，并强调了需要针对骨溶解和纤维化成分的靶向治疗。

GSS的异质性表现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方法来排除相似病症。关键的鉴别诊断包括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多发性骨髓瘤和慢性骨髓炎，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临床、影像学和病理学特征。为便于快速区分，表1总结了GSS及其主要相似疾病的关键特征，对比了它们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发现和组织病理学标志。

参考文献：Le X, Li N, Zeng Y, Wang X, Wang J. Rare Case of Progressive Osteolysis and Chylothorax in an Adolescent Male. Chest. 2025;168(6):e187-e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