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niel Morehead博士，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医学中心普通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主任
任何药物都有潜在的毒副作用：即便是
然而在精神医学领域，污名造成精神科药物受到了额外的关注，并导致公众先入为主——这一类药物「有问题」。
批评者们毫不避讳向全宇宙宣扬这一观点，诸如《精神病学有毒》（Toxic Psychiatry）和《精神之疫》（Anatomy of an Epidemic）等畅销书都在试图展示精神科药物弊大于利。时至今日，我们的药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审查，SSRIs和中枢兴奋剂甚至被列入了政府制裁的名单。
针对精神科药物的负面控诉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研究好不容易处理完一个负面论调，其他控诉又接踵而至。这场「打地鼠」的游戏永无止境。精神医学的批评者们往往既不会因为负面论调被驳斥而气馁，事后也不会道歉。以下列举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关于精神药物的部分「虚假丑闻」。
2003 年，美国 FDA 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抗抑郁药与儿童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行为风险相关的警告，并于 2004 年最终增加了黑框警告。FDA 指出，
这一警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儿童青少年人群中的抗抑郁药处方率下降了 20%-30%，初级保健医师也更不愿意对青少年诊断
在某些方面，这种关注有其合理性：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倾向确实很危险且难以预测，治疗早期需要警惕。另一方面，FDA 警告所基于的临床试验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儿童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从 2% 上升至 4%，而这些数据中并未包含任何一例实际的自杀。随后，抗抑郁药处方量的下降并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带来相关心理治疗的增加。因此，该警告很可能确实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但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
2024-10-11
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平息。相互矛盾的meta分析、再分析和不同的研究设计呈现出迥异的结果，引发了极其激烈的观点交锋，甚至至少有一篇已发表的论文是「针对再分析的再分析」。总体来看，抗抑郁药很可能在长期内降低了青少年（及其他年龄段人群）的自杀风险；但在开始用药或停药阶段，确实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可能会经历自杀倾向的显著增加。
我并非暗示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全无风险。我想表达的是，大家之所以会对 FDA 警告产生激烈的反应，本质上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恐惧，即认为任何常用的精神科药物都可能具有某种「毒性」。然而，这种反应并非基于数据信号的强度，因为即便退一万步来看，这些数据信号仍然比较微弱。
本世纪初，开始有研究指出，苯二氮䓬类药物的使用可能是
尽管苯二氮䓬确实对认知功能存在负面影响，但规模更大、设计更严谨的研究表明，这类药物导致痴呆的风险极低，甚至几乎没有。早期研究存在的问题（正如大多数引发争议的精神科药物研究一样）在于适应证混杂，即需要服用这些药物的个体本身就更容易罹患这些疾病。以痴呆为例，那些被处方苯二氮䓬的人罹患
2017-02-06
因此，那些信誓旦旦地宣称苯二氮䓬不值得我们「为之疯狂」或「失去理智」（双关，暗示痴呆）的作者，应停止对证据的选择性采信，并反思自己内心深处是否存在对精神医学的污名与偏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二十一世纪初，兴奋剂在
2008 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负责人 Nora Volkow 称其为「儿童精神病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批评者还给兴奋剂贴上了「儿童可卡因」的标签。正如精神医学批评家、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 David Healy 所言：「用于治疗 ADHD 的药物与苯丙胺及可卡因并无二致。一想到我们的孩子会使用这类毒品，我们就会惊恐万分；但对于给他们服用利他林这类药物，我们却泰然处之。」
然而，经过无数研究和大量meta分析的验证，结论已然明确：童年期接受兴奋剂治疗并不会增加成年后罹患物质使用障碍的风险。近年来的meta分析发现，童年期接受兴奋剂治疗对成年后的药物滥用风险完全没有影响；大规模的人群研究甚至表明，较长时间的兴奋剂治疗实际上降低了日后药物滥用的发生率。
无论如何，兴奋剂在 ADHD 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并未造就「成瘾的一代」，事实也证明，这些药物的作用方式与可卡因并不相同。
2005 年，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长期暴露于抗精神病药会使猕猴的大脑体积和重量减少 8%-11%。尽管同年 Lieberman 等进行的一项人体研究显示，这一效应仅见于
随后，B.C. Ho 和 Nancy Andreasen 等在 201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更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至少在反精神医学者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发现，抗精神病药治疗的强度与脑组织减少呈正相关。随之而来的是，指责精神科医生将药物引起的大
这场争议尽管从未真正出圈，爆发为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但此后一直作为一种隐秘的杂音持续存在，并成为反精神医学出版物的家常便饭。Peter Gøtzsche 曾写道：「我们知道，抗精神病药会以剂量依赖的方式使大脑萎缩，」他还不忘补充道，「苯二氮䓬、抗抑郁药和 ADHD 药物似乎也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
事实证明，这一问题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复杂，且难以破解。其原因在于，患者同时存在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脑组织减少，包括遗传因素、物质滥用、社交孤立、缺乏身体活动、服药依从性差及复发。精神分裂症本身就是一个公认的导致脑组织减少的原因，且这种减少大多发生在症状发作的前后。
就抗精神病药而言，针对猴子的动物研究结论并不像乍一看时那样有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或使用抗精神病药的人类脑组织减少幅度总体在 1% 至 3% 之间，而猴子的这一比例约为 10%，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研究中，猴子的脑组织减少模式与服用抗精神病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几乎没有对应关系。
人类研究的结果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要将疾病严重度（及治疗依从性差）与药物剂量真正区分开是不可能的——那些症状更严重或复发更频繁的患者极有可能使用更高剂量的药物。解决这一研究局限性的唯一方法，是针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包含抗精神病药组和安慰剂组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由于此类研究面临技术和伦理上的双重挑战，目前仅开展了为数不多的几项；仔细回顾这些研究后，研究者并未发现与药物相关的脑组织减少的证据。
与 SSRIs 和青少年自杀风险相关性的争论一样，我并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精神科执业医师，我本人也迫切需要澄清这一问题。然而，即便抗精神病药确实导致了脑组织减少，在精神分裂症长期的脑组织减少过程中，药物的影响目前来看也仅占 10% 左右，其程度可能还不及物质滥用和缺乏运动等其他因素。此外，在人体研究中，用药不依从或部分依从（在长期研究中很难精确衡量）也可能是导致脑组织减少的原因。
2022-02-14
以上所有事实，与诸如《抗精神病药弊远大于利，应停止使用》（Neuroleptics do much more harm than good and should not be used）这种文章所暗示的结论相去甚远。与其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误导患者及家属并打击其信心，批评者或许更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为精神病性障碍患者提供全面的、更人道主义的治疗——既涵盖药物，也包含心理社会支持。
这场争论至今仍在持续，但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本世纪初。2005 年 12 月，FDA 发布了一项健康警告，提醒公众 SSRIs 类抗抑郁药
这一警告基于两项当时尚未发表的研究，分别来自瑞典国家登记库和一家保险数据库。研究显示，此类畸形的发生率从 1% 上升至 1.5%-2% 之间。在 FDA 的要求下，帕罗西汀的
仅仅一年后，FDA 发布了另一项警告，这次针对的是所有 SSRIs。基于单项研究提供的证据，FDA 警告称，妊娠 20 周后孕产妇使用 SSRIs 与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PHN）有关，后者是一种严重且可能致命的疾病。
然而在 2011 年，FDA 根据进一步的研究修订了其警告内容：「鉴于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冲突，目前就妊娠期使用 SSRIs 与 PPHN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得出任何结论为时尚早。」
尽管后续研究仍未能完全澄清 SSRIs 与重大畸形和 PPHN 风险的相关性，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SSRIs 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两点已经变得清晰：
首先，抑郁本身对产妇和婴儿的危害似乎比 SSRIs 更大。除了会导致更高比例的妊娠期糖尿病、先兆子痫和剖宫产外，产妇抑郁还是重大畸形、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因素。
其次，大多数研究都难以完全剔除第一点的影响，所以在设置了精神疾病对照组的研究中，这些不良转归的风险几乎没有增加。例如，使用 SSRIs 时，PPHN 的绝对发生率或许仅从 0.1%-0.2% 轻微上升至 0.2%-0.3%。考虑到这一点，行业普遍认为必须权衡 SSRIs 的风险与抑郁本身的风险；从概率角度出发，一般支持使用 SSRIs。
2021-03-30
故事到此本该结束，但就在今年，FDA 的一个专家工作组受命重新回顾这一问题。在现任部长的领导下，该小组的 10 名成员中有 9 名曾公开抨击过 SSRIs。这些大佬发表过的高见包含「抑郁症不是病」「使用 SSRIs 会导致胎儿酒精综合征的风险增加至 10 倍」以及「治疗母亲的抑郁对孩子毫无益处」之类的观点。随后，真正的围产期抑郁症专家对这些自称「致力于将严谨的循证标准应用于成分安全」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异议。
上述所有担忧都是合理的。任何药物都存在重大的风险，而我们理应精确地了解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精神科药物既不是绝命毒药，也不是灵丹妙药；它们的有效性和风险程度与其他类型的处方药并无二致。医生和患者都应对其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保持警惕。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人每年心甘情愿地消费价值 130 亿美元的未经测试的替代疗法药物。既然我们对这些非处方物质的安全性知之甚少，那么显而易见，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对某些药物的恐惧远甚于另一些药物，而我们最恐惧的莫过于精神科药物。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当精神科药物出现任何可能的风险苗头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惊慌失措的「踩踏事故」——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个最坏的结论。这种反应的背后并非理性的谨慎，而是隐秘、强大且无处不在的污名。
我不希望人们忽视精神科药物的风险。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患者共同权衡这些风险。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并未将精神科药物视为与普通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平等的类别。公众将正常使用精神科药物视为一种「丢人的恶习」，知识分子则将其视作「放射性物质」一般唯恐避之不及。这不仅对我们的患者毫无益处，反而会让他们更有可能放弃规范的治疗方案。作为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卫生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回应这些恐惧与扭曲的观念，以及隐藏在这些观念背后的针对精神疾病的歧视性看法。
信源：Daniel Morehead. On Some So-Called Toxic Effects of Psychiatric Medications. Psychiatric Times. March 2, 2026.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com/view/on-some-so-called-toxic-effects-of-psychiatric-medications
（参考文献共40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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