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呼吸经纬，织生命长卷”
医脉通：BAL作为ILD诊断的重要手段，其诱发急性加重的风险一直是临床关注重点。请您简单谈谈哪些人群在进行BAL时更易出现ILD急性加重？目前是否发现了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邱小建教授
临床上，间质性肺疾病（ILD）患者并不少见。为明确ILD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支气管肺泡灌洗（BAL）是一项常用的检查手段。然而，该操作确实可能诱发ILD急性加重（AE-ILD），导致患者病情急剧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我们发现，具有某些基线特征的患者发生BAL相关急性加重的风险更高。例如，纤维化类型的ILD患者，如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和结缔组织病相关ILD的患者，风险更为显著。此外，患者的疾病分期与状态也是关键因素。若患者处于疾病活动期，或正值感染急性期，其发生并发症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在生物标志物方面，现有临床研究显示，血清IL-6、KL-6、LDH升高，反映系统性或局部炎症活跃，可能预示BAL诱发AE-ILD的风险较高，需在操作前谨慎评估。
医脉通：对于高风险患者，临床中往往需要在“获取诊断信息”与“规避急性加重风险”间寻找平衡，您认为这类患者的BAL诊疗应如何制定个体化管理策略？对于出现急性加重的患者，又有哪些针对性的干预手段？
邱小建教授
鉴于BAL术后存在诱发AE-ILD的风险，完善的术前评估至关重要。首先，应通过胸部高分辨CT评估肺部纤维化程度；其次，结合肺功能检查（特别是一氧化碳弥散量）进行风险分层：当弥散量低于40%预计值时，术后AE风险显著增高；弥散量在40%–60%预计值仍属高风险群体，AE发生率可达15%–20%。同时需评估患者是否处于活动性炎症期，完善CRP、KL-6、IL-6等检查。
对于有共病的患者需格外警惕，如风湿免疫病继发的ILD，若存在抗MDA5抗体阳性等高危指标，常提示病情更重、风险更高。此外，近期接受化疗或手术（特别是术后一个月内）的肺癌患者，其本身即为AE-ILD高危人群，在此阶段实施BAL，风险显著增高。
操作过程中，持续监测血氧饱和度是保障安全的关键。一旦指标降至90%，应立即中止操作，并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在治疗方面，目前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根据专家经验，若发生AE-ILD，推荐采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并联合使用吡非尼酮、尼达尼布等抗纤维化药物。需特别强调的是，呼吸支持时机的把握直接影响预后——气管插管与机械通气应当机立断、尽早实施。若待患者出现严重“大白肺”或多器官功能衰竭后再行干预，死亡率将显著升高。
因此，应对BAL相关风险需建立全程化管理策略，从术前精准评估、术中严密监护到术后及时干预，形成完整闭环，最大限度保障患者安全。
医脉通：您认为未来ILD的诊断方式上需进行哪些优化，以降低可能的ILD急性加重风险？
邱小建教授
在当前BAL操作的临床决策中，实施个体化策略至关重要。对经过术前综合评估（包括肺功能、胸部HRCT及IL-6、KL-6、铁蛋白等生物标志物检测）判定为低风险的患者，可考虑实施BAL，但需严格把握操作规范：灌洗范围应遵循“够用即可”原则，避免无指征的多肺叶灌洗或单次灌注量过大（如超过100毫升），这些不当操作会显著增加患者风险。同时，将灌洗液预热至体温水平，也有助于降低AE-ILD的发生风险。
对术前评估判定为高风险，并经免疫全套、ANCA、肌炎抗体谱等检测及胸部影像学确诊为风湿免疫病继发ILD的患者，可不将BAL作为常规诊断手段。在抗生素保障前提下，可直接启动间质性肺疾病的治疗，并联合风湿免疫科共同进行原发病的系统性治疗，这可能更为重要。
邱小建 教授
博士、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介入呼吸病学、肺部感染、肺部肿瘤等
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奥地利OWS医院访问学者
北京医学会呼吸内镜和介入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呼吸内镜及介入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
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感染病学学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介入学组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北京市丰台区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呼吸杂志》通讯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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