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H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遗传、环境和表观遗传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被认为影响了疾病的发生和结果,在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中暴露于一种或某些环境因素导致自我耐受性丧失后引起AIH。AIH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性别及种族,更常见于女性,40%的病例存在家族自身免疫异常,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叠,如

1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HLA是定位在6号
不同种族、不同地理区域的易感HLA有所不同,北美和欧洲人群多携带HLA-DR3(DRB1*0301)和HLA-DR4(DRB1*0401)分子,而日本人群中也发现了HLA-DR4(DRB1*0401)等位基因的表达。在一项研究中,表达HLA-DR13或HLA-DR7、不表达HLA-DR3或HLA-DR4的患者在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中与HLA-DR3患者无明显差别。而HLA-DR13患者年龄小于HLA-DR4。基于阿根廷的研究表明,携带HLA-DRB1*0405成人以及携带HLA-DRB1*1301和HLA-DRB1*0301A的儿童对AIH更具易感性,而HLA-DRB*1302基因对人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基于墨西哥人口的报告中,DRB1*0404和DQB1*0301在AIH患者中高度表达。另一份报告表明,携带DRB1*0401的1型AIH患者通常病情较轻,且发生终末期肝病及需要
AIH的易感性与某些HLA等位基因的存在密切相关,同时等位基因与疾病的不同临床表现特点也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DRB1*0401单倍型与发病年龄较大、女性患者、对皮质类固醇反应较好有关,还与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多发相关。此外,与DRB1*0301相比,DRB1*0401等位基因的存在与治疗期间病情较轻、复发率较低相关。另一方面,DRB1*0301阳性患者常具有较高的IgG水平相关,更需要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和肝移植,因此DRB1*0301阳性患者病情更严重。在我国为研究汉族人群整个MHC区域中与AIH的关联,有研究使用Han-MHC参考组对MHC区域内观察到的广泛关联进行了基因型填充分析,并在1 622例中国AIH 1型患者和10 466例对照人群中测试了HLA多态性与AIH的综合关联。发现共588个HLA变异与AIH显著相关,其中HLA-B*35∶01贡献最强信号。逐步条件分析显示,HLA-B*08∶01和rs7765379处存在额外的独立信号。还观察到,主要HLA变异与AIH临床表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HLA-B*35∶01患者ANA阳性的频率较低,诊断时血清AST和ALT水平往往较高,但血清IgG水平较低。
HLA与AIH的预后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日本的一项研究对154例AIH患者和201例健康个体进行了KIR基因、HLAⅠ和HLAⅡ等位基因分析。结果表明,KIR3DL1/HLA-B Bw4-80Ile和HLA DRB1*04∶05-DQB1*04∶01单倍型与AIH显著相关。相比之下,KIR3DL1/HLA-B Bw4-80Thr和KIR2DL1/HLA-C2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一般来说,KIR3DL1/HLA-B Bw4是一个新的与AIH患者良好预后相关的KIR/HLA配体组合,而KIR3DL1/HLA-B Bw4 阴性患者的预后可能较差。
尽管某些HLA等位基因尤其是HLA-DR3、HLA-DR4在一些人群中与AIH的易感性相关,然而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绝对的,这意味着有其他的因素参与了AIH的发病。

2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SNP具有高密度性,人类基因组中每1 000个碱基对出现一次,总数可能超过300万个,其与人类疾病的相关性,是许多新技术开发的目标。但是大多数SNP并不是疾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是可以作为生物学标志物对疾病在全基因组作图上进行精确标记,这些SNP通常位于疾病相关基因附近,少数情况下某些SNP可能直接参与疾病发生。因此SNP可以被用于寻找、定位致病基因。SNP检测已成为疾病诊疗和精准医疗的重要技术手段。
除了HLA等位基因在AIH发病中的作用,SNP同样与AIH发病的易感性密切相关。SNP可以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的产生来影响免疫功能,而对AIH有易感作用的基因主要是编码促炎和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9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TNF的同源异构体被发现经常在AIH患者中出现,此类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差,与HLAA1-B8-DR3单倍型表现为强连锁不平衡。HLA-DPB1 3'非翻译区rs9277534中的SNP与HLA-DPB1表达相关。有研究对146例日本AIH患者和326例健康受试者的rs9277534进行了基因分型,通过定量PCR测定HLA-DPB1表达,结果发现,rs9277534G的HLA-DPB1表达显著高于rs9277534A(P

3表观遗传
表观遗传定义为:同一个基因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表型。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一个个体可以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发育表型。一个生物个体只有一种基因型,但不同发育时期、不同器官、不同组织的表型是具有本质差异的。表观遗传变异是通过对染色质(包括DNA和组蛋白)的共价化学修饰而实现的。具体来说,表观遗传变异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的改变、染色质重塑以及非编码RNA丰度的变化等。表观遗传变化不仅参与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而且还代表了治疗干预的潜在目标。
在未经治疗的1型AIH患者中,miR-21和miR-122在血液循环中水平明显升高,miR-155在肝组织中升高。血清miR-21和miR-122水平与血清ALT水平相关,血清miR-21水平与肝脏炎症的组织学分级相关。肝组织中miR-21的水平也与血清ALT水平相关。miR-223可以抑制巨噬细胞的功能,通过NF-κB途径抑制肝脏炎性活动。在AIH实验模型中,miR-223的过表达具有肝脏保护作用。
miR-3196、miR-6125、miR-4725 3p和miR-4634在AIH患者中具有特异性且高表达。这4种miRNA对AIH与
无论是否应用
在未经治疗的AIH患者血液循环中,CD4+和CD19+T淋巴细胞中的大多数基因已发生DNA的低甲基化,而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却表现为高甲基化模式。在肝脏浸润、门静脉周围淋巴细胞中也发现了明显的DNA低甲基化,并且可经糖皮质激素诱导缓解。这种治疗前DNA低甲基化模式向治疗后DNA高甲基化模式的转变在很多基因都可观察到,表明了DNA低甲基化通过广泛增强多个基因的转录活性来促进疾病活动度。导致DNA低甲基化的原因、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的低甲基化基因以及糖皮质激素改变甲基化状态并实现缓解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4小结与展望
遗传是AIH发病的重要因素,基因是控制生物体内遗传特征的基本单位,在AIH的诊断中通过相关基因的检测,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患病风险,辅助医生了解患者的基因背景。在治疗中,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可以了解患者对不同药物的代谢能力,从而选择更合适的药物及剂量。随着基因检测相关技术的进展,通过对基因的分析研究,发现新的遗传标记、突变,能更加深入地了解AIH的发病机制、制订治疗措施,通过了解个体的遗传信息和遗传风险,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

https://www.lcgdbzz.org/cn/article/doi/10.12449/JCH250830

王新贤, 陈兰羽, 吕文良. 自身免疫性肝炎遗传机制研究进展[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5, 41(8): 1668-1672
来源:临床肝胆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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