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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是生命之本；血若成疾，则全身皆危。”从古代医者的朴素猜测，到今日科学家在单细胞层面的精准干预，血液肿瘤的诊疗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现代医学进化史。以下将循着时间脉络，回顾这场跨越两千年的“追血之旅”。

古典时代：黑箱里的“黑胆汁”

公元前400年左右，希波克拉底把癌症归咎于“黑胆汁”过剩。由于无法窥见血液内部，白血病被笼统地归为“体液失衡”。这一观念统治欧洲1500余年，放血、草药、祈祷成了主要疗法。直至17世纪，显微镜诞生，人类才第一次真正“看见”血液中的细胞。

19世纪：细胞病理学的曙光

1845年，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在尸检中发现患者血液内漂浮着大量白细胞。他首次提出“白血病（leukemia）”一词，并提出“所有细胞来源于细胞”。血液肿瘤从此被定义为“细胞病”，而非“体液病”。随后，血液涂片、骨髓穿刺相继问世，诊断从“望闻问切”跃升为“显微实证”。

20世纪前半叶：化疗“零的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芥子气泄漏事件让科学家发现其可杀伤淋巴组织。1942年，耶鲁大学首次把氮芥用于淋巴瘤，现代化疗由此发端。1948年，叶酸拮抗剂甲氨蝶呤让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短暂缓解，点燃了“药物治愈癌症”的希望。随后，长春新碱、柔红霉素、环磷酰胺等药物陆续登场，“联合化疗”概念诞生。

20世纪后半叶：分型、移植与靶向

1970年代，法英美（FAB）协作组依据细胞形态将急性白血病分为AML与ALL，治疗首次“按型下药”。1977年，托马斯（E. Donnall Thomas）完成全球首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血液肿瘤治疗进入“化疗+移植”双轨时代。1990年代初期PCR技术开始应用于白血病的检测，尤其是在慢性髓系白血病（CML）中，用于检测费城染色体阳性的BCR-ABL融合基因。此后，PCR技术逐渐广泛应用于白血病的诊断、预后评估以及微小残留病（MRD）的监测。

1997—2010：靶向药的“第一束光”

1997年，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上市，成为史上首个肿瘤靶向药物，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愈率由40%升至60%以上。随后，伊马替尼（2001）针对慢性髓系白血病的BCR-ABL融合蛋白，将10年生存率从30%提升至90%，开启“CML像高血压一样吃药即可”的时代。WHO于2008年将遗传学异常纳入血液肿瘤分类，治疗从“病理分级”迈向“分子分型”。

2010—至今：CAR-T、双抗与表观遗传药物的涌现

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Carl June团队用CAR-T细胞治愈晚期B-ALL患儿Emily，全球轰动。2017年，Tisagenlecleucel（Tisa-cel）获批，成为首款CAR-T细胞疗法。同期，CD19/CD3双抗贝林妥欧单抗、CD79b ADC药物维泊妥珠单抗、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等“新型武器”密集上市，治疗呈现“靶向+免疫+表观遗传”的三维立体格局。ADC、双抗、小分子抑制剂“多兵种”联合，使部分患者摆脱传统化疗。单细胞测序、AI预测治疗反应、CRISPR基因编辑正在把“同病异治”推向极致。

未来：可编程的“血”

科学家正尝试用CRISPR在体外精准改写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的基因组，使其不再携带致癌融合基因，回输后有望实现“一次治疗，长期缓解”。若安全性与持久性得到验证，血液肿瘤或将像曾经的烈性传染病一样，从“慢病”走向“可预防”。正如业内人士所言：“我们正在把癌症从死刑改成慢病管理，下一步，是让它从慢病变成可提前阻断的事件”。

结语

从“黑胆汁”到“功能性治愈”，血液肿瘤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对生命微观世界不断祛魅、不断重构的历史。每一次显微镜的升级、每一代药物的迭代、每一次疗法的重塑，都是对“血”这一生命之源的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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