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9届圣加伦国际
医脉通：作为St.Gallen社交媒体和青年教育大使，能否请您分享，您与St.Gallen大会结缘的过程？期间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杨犇龙教授：
我与St.Gallen会议及圣安东尼奥会议的结缘可以追溯到很早，这得益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优秀传统及邵志敏教授等对青年医生的培养，使我们有机会在早期接触到国际顶尖的学术交流平台。首次参与St.Gallen会议是2010年左右，亲眼目睹了专家投票的过程。
乳腺领域两大知名会议——圣安东尼奥会议与St.Gallen会议，各具特色：前者为大型临床研究成果发布的平台，而后者则更侧重于展示专家风采。St.Gallen乳腺癌会议最受瞩目的环节莫过于最后一天的专家投票环节。全球各地的专家，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围绕早期乳腺癌治疗中存在争议的议题展开讨论并进行投票表决。会上常见针对某些争议话题的精彩辩论。作为一名青年医生，在如此高规格的平台上，目睹各位专家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我感受颇深，获益匪浅。
今年，我有幸受邀担任St.Gallen会议的社交媒体及青年教育大使，肩负推广St.Gallen会议理念的重任——早期乳腺癌规范治疗。早期乳腺癌管理是患者疾病周期中的关键环节，我们期望所有患者停留在早期并得到治愈，这需要早期诊疗环节的规范化进行。希望通过本次St.Gallen会议及各大平台，尤其是医脉通等有影响力的平台，不断发声，将最新的医学信息带回国内，助力中国乳腺癌诊疗的规范化发展，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接轨。
医脉通：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早期乳腺癌诊断和治疗会议之一，您如何看待St.Gallen大会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和临床实践中的作用？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
杨犇龙教授：
St.Gallen会议与圣安东尼奥会议存在一定的差异。圣安东尼奥会议可能主要侧重于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而St.Gallen会议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平台，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近年来，St.Gallen会议的专家小组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增强，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在乳腺癌领域的卓越贡献。
St.Gallen国际乳腺癌大会专家团中的中国专家们，从内科、外科及不同性别等多角度展示了中国在乳腺癌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基于中国国情对早期乳腺癌的规范化诊疗提出了独到见解。St.Gallen会议的讨论议题中，有许多是临床证据相对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依赖顶级专家的学术观点和经验。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参与，确保了每两年发布的St.Gallen早期乳腺癌国际专家共识更加贴近实际，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国情下的早期乳腺癌诊疗。
医脉通：St.Gallen大会即将召开，对于本届会议您有哪些期待？对于年轻医生和学者，您有哪些建议或寄语，希望他们能够从St.Gallen大会中获得启发？
杨犇龙教授：
在当前早期乳腺癌诊疗领域，有几个关键词值得关注。首先，近年来早期乳腺癌已全面进入新辅助治疗时代。无论是HER2阳性、三阴性，还是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患者，均建议纳入到新辅助治疗的框架中。新辅助治疗不仅为患者提供更多局部降阶梯的机会，还能直观展示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依据。今年St.Gallen会议议程显示，新辅助治疗领域未来需要更多国际合作，以加速新药物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使更多患者受益，减少治疗对生活的影响。
另一个关键词是“降阶梯”。在乳腺癌局部治疗领域，已有一段时间没有重大突破。从全乳切除到保乳手术，从腋窝清扫到前哨淋巴结活检，是前辈们的努力成果。而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则在更大胆的方向上探索，如豁免腋窝淋巴结清扫的评估、直接豁免手术等研究方向，这些成果也将在本届St.Gallen会议上展示。
总之，我们外科医生的目标是让患者免于外科创伤即可治愈疾病。希望大家关注最新的研究进展，一起探索早期乳腺癌治疗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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