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的
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自杀风险
然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状况？
精神病初发（FEP）与自杀
FEP患者存在自杀意向及自杀未遂的比例在10-28%之间。在首次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前六个月中，自杀风险尤其高，且与性别无关。另外，接近26%的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FEP患者自杀未遂的可能性约为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两倍，而重复多次自杀的比例同样可能更高。
对于一些患者，FEP可能由物质使用障碍触发。有报道称，FEP患者存在酒精滥用的比例是整个人群的两倍。
风险及保护因素
青少年精神病患者在发病各个时段的自杀危险因素
精神病发作前，自杀危险因素包括高智力水平、抑郁、低自尊、无望、宣泄行为及自杀史。较长的未治疗时间（DUP）也是自杀的重要预测因子。
精神病初发过程中，自知力逐渐改善，对精神崩溃的担忧、严重的阴性症状、命令性幻听、物质滥用、独居、社会适应能力差及功能损害在自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危险因素包括抑郁症状、病前高智力水平及对于精神病的负性认知。
精神病初次发作后，自杀危险因素为固着于精神病、长期存在未经治疗的精神病性症状、治疗依从性差及类自杀行为。有趣的是，低智力水平或许为保护因素：高智力水平意味着更好的自知力，进而导致无望。2011年，《精神分裂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那些懵懂少年，智力水平越高的青少年自杀风险越高；同时，这些高智商的孩子也更擅长掩藏自己的自杀企图。
自知力因素值得考虑。自知力较高的患者治疗依从性往往更高，症状严重程度较低，工作及社会功能更好。然而，他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敏感，容易出现抑郁症状。无望可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尤其是那些精神分裂症存在负性信念的患者。FEP患者的无望是短期预后较差的预测因素，同时也增加了精神分裂症诊断1年内自杀的可能性。
耻感的作用
耻感在治疗延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患者在被给予正式治疗之前可能已经接触过多名医生（平均接近5名）。另外，耻感影响着患者的行为。精神疾病有时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患者可能不愿寻求帮助，一口咬定自己的整个人生都会被不幸沾上的这个病完全毁掉。耻感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因为这一群体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且常常未被告知拖延治疗的消极后果。
对于FEP患者而言，这一情况可能更加严重。Jackson及其同事将这一进程称为青少年“脱轨”：他们开始失去所有的社会支持，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对预后感到无望。缩短DUP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自杀评估手段
在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自杀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手段及其组合。一种十分简洁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患者目前（或是过去几个月）是否曾考虑、谋划及实施自杀行为。同样很简单的方法还有PHQ-2问卷、包含自杀条目的青少年危险行为调查问卷，以及3道题目的Paykel自杀问卷。
稍微长一些的问卷包括自杀风险问卷，共包含26道是非题，以及包含自杀问题的儿童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哥伦比亚自杀严重度评定量表（C-SSRS）是一种半结构化的评分制晤谈，用来评价自杀意向及行为的严重程度及频率，受试者甚至可以通过电脑程序自行完成。在一项纳入了35,224名儿童的研究中，完成这些问题平均仅需要3.8分钟。当自杀确实上升为议题时，受试者需要额外完成其他问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问卷也不过花费受试者区区7.7分钟的时间。
有效治疗
在自杀评估之后，青少年及家庭可以充分发挥干预措施的作用。临床试验中，有三种类型的干预方式效果显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家庭教育及支持，以及社区治疗。
针对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干预研究显示，早期加入干预项目的患者自杀率更低。家人早期参与，认识到治疗及随访的必要性，也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的早期干预项目聚焦于在团队层面管理风险。在这些项目中，患者在出院后被分配给一名个案管理员，后者在患者出院2天之内即与患者及其家人会面。个案管理员需要在时间上更加灵活，因为年轻人可能会经常失约；要与患者及其家庭充分密切接触；乐观，从而给患者及其家庭输注希望。
在强化药物治疗效果及教授患者如何应对压力方面，心理治疗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团队努力缩短DUP相当重要：DUP越长，患者运用应对机制的能力就越差，从社会及家庭中退缩的可能性也越大。
危险信号
患者的父母、老师、社工及其他人需要高度警觉，当怀疑青少年存在自杀风险时，宁可造成误会也不宜疏漏。需要家长及专业人士重视的几条危险信号如下：
q行为的突然改变；
q讨论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q爆发出超过正常同龄人的对于家人及老师的反叛和不赞同；
q说关于自杀、死亡及垂死方面的事情；
q据学校报告，存在奇怪的行为改变。
案例
John是一名19岁的男孩。13岁时，他曾出现过抑郁症状。两周前，他刚刚出院，这次是因为自己近三年内的第三次自杀未遂。
8年级时，John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13岁时，由于难以集中注意，他被诊断为ADHD并开始服用神经兴奋剂。John感觉药物使病情部分改善，于是服了一年。然而在一年后，他对其他人说，ADHD药物“使我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不吃了。”
在他第14个生日之后，John变得退缩，不再参加此前他乐于参加的活动；他变得多疑，感觉其他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他开始规律地抽大麻。他的偏执想法变本加厉，开始拿着刀去上学，目的在于“自卫”。
John的第一次自杀发生在他母亲再婚并生下一个男孩时。他住了14天医院，服用了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出院时，他的偏执观念有所改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的服药依从性很好。然而，一个“新女朋
友”劝阻他不要服用这种“猛药”，他不再服药，然后复发并再次自杀。他割破了静脉，住了7天院。出院后，他接受了3周的强化门诊治疗，症状稍有改善，John便打算停药，进而导致了1月内的第2次自杀。
因为他的症状曾在之前改善，直到现在，John仍不相信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
这一病例提示，FEP患者对治疗应答良好，但患者及其家庭的参与是治疗的关键所在。因为症状改善后，患者感觉自己不需服药，然后出现了两次自杀行为。时刻牢记，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很高的自杀风险。
参考资料：
1、What makes psychotic teens more at risk for suicide than other groups with psychosis? MedicalXpress
2、Psychosis and Suicidality in Adolescents，Psychiatric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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