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患者为何被处方「抗精神病药」？基于神经科学的命名系统对精神科临床的影响

抑郁患者为何被处方「抗精神病药」？基于神经科学的命名系统对精神科临床的影响 | ECNP2026

发布时间：2026-10-16

医脉通导读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0-13日，第39届欧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大会（ECNP2026）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大会以现场与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汇聚了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6,300余名精神科医师、神经科学家、神经科医师和心理学家。

精神科临床中，为什么没有抑郁的患者会被处方「抗抑郁药」，而抑郁患者又经常被处方「抗精神病药」？10月12日的「基于神经科学的命名系统（NbN）」互动专场中，NbN工作组主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Joseph Zohar教授与耶路撒冷精神卫生中心Sasson Zemach医生围绕精神药物分类、剂量与药理作用、医患沟通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一、当药物名称与诊断对不上

本场专场采用互动讨论的形式。Zemach医生介绍称，NbN希望推动精神药物分类从以适应证为主，转向以药理领域和作用方式为基础。他邀请参会者结合自己的处方经验，讨论这套命名方式能否帮助医生理解药物、向患者解释治疗选择。

Zemach医生询问现场有多少人日常为患者开具处方，又有多少人会接诊单相抑郁、焦虑障碍或强迫障碍患者，并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药物的类别名称与患者的诊断不一致时，医生是否会觉得难以解释？例如，为焦虑患者处方「抗抑郁药」，或为抑郁患者加用「抗精神病药」，患者会如何理解这些名称？

一位来自阿根廷的临床医生分享了自己的做法。他说，面对接受「抗抑郁药」治疗的焦虑患者，自己会进一步解释药物的5-羟色胺能作用，而不只告诉患者这是一种抗抑郁药。同样，在加用低剂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时，他会说明所关注的受体作用及此次治疗的目的，帮助患者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诊断与药物名称看起来并不一致。

这位医生还将讨论引向了剂量，称自己在处理抑郁患者的失眠时，有时会遇到喹硫平镇静作用过强的情况，并举出在某些临床情境下使用低剂量利培酮的经验。在向患者解释时，他会将具体剂量、所关注的受体作用与治疗目标联系起来。这个例子也成为后续「不同剂量，不同药理作用」讨论的切入点。

在他看来，命名方式会影响医生的思考和沟通。他以心内科常用的「β受体阻滞剂」等药理名称作类比：这类名称直接提示了药物如何发挥作用。精神科如果也能更具体地讨论受体和作用方式，就更容易说清楚处方依据。他还介绍，自己已经在使用NbN，并尝试将这套命名方式用于住院医师教学。

传统的「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等名称主要依据疾病或治疗用途分类。同一药物用于不同临床情境时，类别名称未必能够解释眼前这张处方。NbN将药理领域和作用方式放在分类的中心，希望医生在介绍药物时，能够进一步回答它作用于哪个系统、通过什么方式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选择它来处理当前的临床问题。

二、重新盘点精神科医生的「工具箱」

Zohar教授首先请大家估计，全球各地究竟有多少种精神药物。有人回答约60种，有人认为接近100种，也有人给出200种或450种的估计。Zohar教授给出的数字是约160种。

他随后追问：每次开具其中一种药物时，医生都在作用于某个药理系统，那么这些药物总共涉及多少个药理领域？现场出现了6个、15个、20个、30个等不同答案。按他在本场介绍的分类，答案是10个。

药理领域说明药物作用涉及哪个系统，例如多巴胺或5-羟色胺系统。然而，知道一种药物作用于哪个系统，还没有回答它如何作用。Zohar教授因此继续提问：精神药物有多少种作用方式？参会者列举了受体激动、拮抗、部分激动和反向激动等概念，并尝试估计总数。讲者随后给出的答案是9种。

他强调，这些概念与每天的处方工作直接相关。开出一种药物时，医生需要知道它的靶点是什么，所产生的是激动还是阻断等作用，以及具体采用何种作用方式。即使两种药物都与同一个递质系统有关，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药理特点。

在明确药理领域和作用方式之后，Zohar教授进一步提出问题：如果把药物看作临床医生「工具箱」中的工具，约160种精神药物究竟能够分成多少类不同的工具？按传统命名，人们通常想到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等少数大类；若按药理领域与作用方式重新区分，结果又会怎样？

现场有人回答20类，有人提出40类，也有人想到药理学教材中的章节设置，给出16类的估计。Zohar教授最终给出的答案是约60类。

因此，约160种、10个、9种和约60类，分别对应不同的问题：药物有多少种、涉及哪些药理领域、有多少种作用方式，以及据此可以区分出多少类治疗工具。分类的意义在于，将同一传统标签下的药物差别进一步呈现出来。例如，几种药物都被称为「抗抑郁药」，并不意味着它们通过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同属「抗精神病药」的药物，也需要进一步区分具体药理特点。

Zohar教授由此将话题转向个体化治疗。在他看来，临床医生面对一名患者时，手中并不是只有几个笼统的药物类别，而是有多种药理特点不同的选择。了解这些工具各自如何作用，才能进一步考虑哪一种更适合当前患者。这也是他介绍NbN的主要目的：帮助医生理解不同作用机制，并在具体处方时作出选择。

三、同一种药物，不同剂量意味着什么

在讨论了不同药物之间的差异后，Zohar教授重新提起开场时参会医生谈到的低剂量用药，邀请Zemach医生介绍「不同剂量，不同药理作用」（DDDP）的思路。讨论由此从药物之间的横向比较，转向同一药物在不同剂量下的表现。

Zemach医生解释，对部分药物而言，低剂量与高剂量之间的差别不能仅理解为同一种效应由弱到强。沿着剂量变化来看，同一药物还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临床作用。因此，讨论一种药物属于哪一类时，具体使用的剂量也需要纳入考虑。

柳叶刀子刊盘点：10种「不同剂量不同药理」的精神药物 | 临床必备

2026-01-20

他首先以利培酮回应此前的发言。开场的参会医生提到，自己使用低剂量利培酮时，会向患者解释所关注的5-HT2A受体拮抗作用。Zemach医生进一步将低剂量用法与较高剂量时的抗精神病治疗作了区分，借此说明：同一个药名，在不同剂量和治疗情境下，处方者关注的作用及治疗目的可以不同。仅说「这是一种抗精神病药」，还没有完整说明这次为什么要使用它。

讲者随后邀请现场再举出一些例子。一位参会者提到了阿立哌唑，讨论也延伸至部分激动剂。Zemach医生借此指出，如果始终只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等名称理解药物，就不容易看清同一药物在不同用法下的作用特点。将注意力转向药理作用，有助于更具体地理解这些治疗选择。

讲者提出，有一种药物在不同剂量下，甚至可以用「一种药物像三种药物」来形容；参会者随即给出喹硫平这一例子，讲者表示认可。这一问答进一步说明了DDDP的含义：同一药物的不同剂量，并不总能简单看作某一种作用的增强或减弱，还可能对应不同的临床用途。

另一位参会者随后提到米氮平。讲者追问，为什么认为米氮平也能作为这一概念的例子？这位参会者回答，他认为米氮平在较低剂量时的作用更偏向镇静，或者更准确地说，更偏向催眠。讨论由此从「它是一种抗抑郁药」，转向低剂量时具体观察到什么作用。讲者表示认可，并在回应中将低剂量时的抗抑郁作用描述为很弱，进一步区分了镇静、催眠效应与抗抑郁效应。

最后，Zohar教授又回到阿立哌唑，以低剂量用于抑郁增效治疗为例，解释药理思路如何帮助医患沟通。如果只告诉患者「为了治疗抑郁，需要加用一种抗精神病药」，患者可能难以理解；若医生能够结合所用剂量，说明此次治疗希望借助什么药理作用，处方理由就更容易说清楚。

因此，DDDP所强调的是把药物名称、具体剂量和治疗目的放在一起理解。现场的几个例子分别涉及低剂量与较高剂量时的不同用途、同一药物的多种临床作用，以及镇静、催眠与抗抑郁效应的区别。它们共同将讨论从「这是哪一类药」，推进到「在当前剂量下，为什么为这名患者选择它」。

四、用药理语言解释治疗选择

在介绍较为精细的药理分类之后，Zohar教授又谈到如何让这套分类更便于日常使用。NbN将药物按较宽泛的药理特征进一步归组，称为「药理大类」（superclass）。医生既可以查阅具体药物的作用特点，也可以用较概括的药理语言介绍治疗思路。

现场讨论先从熟悉的传统名称出发。Zohar教授询问，如果不用「抗精神病药」这一名称，而改用药理特点来描述，可以想到什么共同表述？参会者回答了多巴胺阻断。接着，他又询问多数所谓「抗抑郁药」可以如何概括，现场提出了单胺增强等表述。通过这组问答，讨论重点由药物通常用于哪种疾病，转向治疗希望影响哪个系统、产生什么作用。

Zohar教授随即将这一变化放进了具体的医患沟通场景：一名患者被告知自己患有抑郁，接着又听到医生说，要为其处方一种「抗精神病药」，会有什么反应？现场医生提出，患者可能对诊断产生疑惑，或者担忧病情是否比自己以为的更严重。讲者进一步追问，如果患者或家属不理解处方理由，会如何影响继续用药的意愿？

一名参会医生分享了当地遇到的情况：有患者在购药时听到药师对「抗精神病药」提出疑问，随后便没有购买药物。这段交流将问题从诊室延伸到了取药环节。患者不仅会听医生如何介绍药物，也可能受到家属或药师对药物名称的理解所影响。

Zohar教授提出，医生在解释某些抑郁增效治疗时，可以将重点放在此次用药的药理目的上。例如，向患者说明希望借助多巴胺系统的相关作用帮助改善抑郁，比只说「加用一种抗精神病药」更容易解释治疗选择。药物名称背后的作用依据，应当成为沟通的一部分。

随后，他介绍，6个主要药理大类可涵盖所用药物中的约85%；按本场采用的分类，完整体系中共有20个药理大类，与前面介绍的约60类药理工具相联系。对临床医生而言，具体药物条目用于了解和比较药理特点，较宽泛的类别则有助于概括治疗所涉及的系统和作用方式。

Zohar教授随后询问，临床使用哪些药物治疗强迫障碍？现场有人回答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讲者进一步追问：这应当被理解为用「治疗抑郁的药物」治疗强迫障碍，还是用具有5-羟色胺能作用的药物治疗强迫障碍？他回顾，过去人们曾讨论，这类治疗究竟直接改善强迫症状，还是先改善抑郁，再间接改善强迫症状。沿用「抗抑郁药」的名称，容易让人首先从是否存在抑郁来理解处方。

Zohar教授强调，治疗强迫症状并不以患者同时存在抑郁为前提，很多强迫障碍患者也没有明显的抑郁。对于这样的患者，从5-羟色胺能作用解释治疗，更便于说明为什么使用这类药物。

讨论最后转向患者教育。Zohar教授提出，患者获得处方后，还需要理解为什么服用这种药，以及为什么起效需要一定时间。他希望提供与NbN药理解释一致的药物信息工具，使患者和家属在查找信息时，能够读到与此次治疗相关、容易理解的说明。

讲者也在此提到AI工具的开发方向，希望借助这类工具向患者和家属解释用药。对他而言，命名方式的变化应当服务于持续沟通：让患者理解药物作用、处方目的及治疗过程，进而帮助他们坚持用药、改善治疗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