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EPH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其核心病理机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肺动脉血栓机化、纤维化引发的大血管机械性阻塞，二是肺微血管增生增殖。因此，临床治疗必须同时兼顾大血管梗阻病变与微血管病变。

目前CTEPH的核心治疗体系由PEA、BPA及靶向药物治疗三部分构成。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进行多维度综合评估，核心考量指标包括：血栓的累及部位与病变范围、患者血流动力学状态、年龄、病程及心肺基础功能等。

同时，CTEPH患者，尤其是病变复杂的患者，应进行多学科团队（包括心外科、麻醉科、介入科等）评估，经过规范化的多学科讨论综合判断患者应采取何种治疗策略，从而为患者制定更加全面、合理的多模式治疗方案。

通常来讲，对于病变累及段及以上肺动脉，包括主肺动脉、叶肺动脉、段肺动脉的患者，首选PEA。但部分患者接受PEA术后，仍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需要后续进一步干预（如BPA治疗）。

对于高龄、心肺功能储备差、外科PEA手术风险较高的患者，若符合介入指征，可优选BPA治疗。对于BPA治疗后仍存在残余肺动脉高压的患者，需联合靶向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若患者高龄、病情较重，已出现心功能不全、肺动脉压力较高或明显心衰等情况，直接进行BPA风险较高，可先进行靶向药物治疗，待整体病情改善后，再评估进行PEA或BPA治疗的可行性，在提高整体疗效的同时降低介入或外科手术风险。

靶向药物是CTEPH全程综合管理的重要支撑，不仅能够改善患者右心功能、优化围手术期整体状态、降低手术并发症风险，也可用于术后残余肺动脉高压、无法接受手术患者的长期维持治疗。

总体而言，CTEPH的治疗并非单一方案的应用，而是个体化的多模态综合治疗模式。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患者病变特点、基础条件和手术风险等，灵活选择PEA、BPA、靶向药物及其组合治疗，为患者制定精准、适配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近年来，BPA治疗飞速发展，BPA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显著提升。早年BPA技术临床应用受限，主要源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以咯血、术后肺水肿最为常见，不仅影响手术安全行，也大幅制约了整体治疗效果与技术推广。

近年来，随着手术理念、操作策略及技术细节的持续优化，BPA的安全性已显著提升，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目前该项技术已成为临床常规开展的介入治疗手段。

在手术入路选择上，常规心导管操作多选用颈内静脉，而BPA则优选股静脉入路，该入路操作空间更佳、术中操作更便捷，更适配BPA的手术操作需求。

关于BPA分次治疗的间隔时间，目前国内外指南并无统一、固定的硬性标准，临床以个体化安全评估为核心原则。通常情况下，患者首次BPA术后，若整体状态稳定，住院期间可在1周后开展二次补充治疗；待患者病情改善、顺利出院后，我们一般间隔1个月再进行后续序贯治疗。

采取分阶段治疗策略的原因在于，患者接受BPA干预后，肺血管血流灌注逐步改善，肺动脉压力、肺血管阻力会稳步下降，间隔1个月再行手术，能显著降低术中、术后风险，提升治疗安全性。

整体来看，在临床实践中，会根据患者每次术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善情况、心肺功能状态与耐受度，灵活调整手术间隔与治疗次数，最大化保障疗效与安全。

目前，CTEPH规范化诊疗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早发现、早诊断仍面一定的困难。部分患者确诊时病程已较长，多合并心功能受损、肺血管重塑严重等问题，不仅影响治疗效果和远期预后，也增加了BPA或PEA治疗的并发症风险。

其次，优质诊疗资源分布不均、专科中心覆盖面有限。CTEPH属于复杂肺血管疾病，依赖系统化、多模态的综合管理模式，对诊疗经验要求极高。现阶段国内具备成熟CTEPH诊疗能力的中心较少，PEA手术仍高度集中于国内少数大型三甲中心，基层及普通医院开展能力不足、普及度较低，导致大量患者难以获得规范化、同质化的标准治疗，严重制约了整体人群的远期预后改善。

此外，多学科协作体系仍需完善。CTEPH的全程诊疗离不开心内科、心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等多学科团队的紧密协作，成熟的团队协作能力是开展高难度PEA手术、复杂BPA介入治疗的核心保障。目前多数医疗机构多学科建设不完善、团队能力参差不齐，极大限制了外科根治手术的普及开展。

展望未来，CTEPH诊疗体系优化需双向发力。一方面，要强化疾病科普与专科培训，提升基层及专科医师对CTEPH的识别与诊断能力，落实早筛查、早识别、早干预，从源头减少晚期重症患者；另一方面，需加快标准化肺血管疾病中心建设，健全成熟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机制。依托完善的诊疗体系，结合患者病变特征、血流动力学情况精准匹配PEA、BPA及靶向药物治疗方案，实现科学组合、个体化施治。通过持续完善规范化、个体化诊疗体系，推动优质肺血管疾病医疗资源下沉，加强上下转诊机制，让更多CTEPH患者能够得到规范救治，实现长期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