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负担

全球范围内，受人口老龄化及心血管风险因素负担加重的驱动，肺栓塞的发病率与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得益于CT肺动脉造影（CTPA）应用的普及，加之临床与公众认知的提升，病例检出率显著增加。但由于症状缺乏特异性，及误诊的存在，肺栓塞的真实发病率很可能仍被低估。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全球年患病人数估计约为1000万。

急性肺栓塞的短期死亡率依然不容忽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肺栓塞患者若未接受治疗，30天内死亡率高达30%，且有11%的患者在就诊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即发生猝死。亚段肺栓塞约占急性肺栓塞诊断的15%，其死亡率通常低于1%。

肺栓塞死亡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异质性。2021年中国报告的肺栓塞归因死亡率为1.0/10万人，显著低于西方国家。

高危肺栓塞的院内死亡率介于20%至47%之间，若并发心脏骤停，死亡率接近85%。同时，低风险及偶发肺栓塞检出率的提高导致了总体死亡率的“表观下降”。

肺栓塞后综合征定义为急性肺栓塞发生后，症状持续或恶化、功能受限或客观心肺功能损害，且持续时间≥6个月。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定义，其确切发病率尚不确定，但临床上并不少见。高达40%-60%的肺栓塞幸存者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肺栓塞后综合征，其中约6%表现为严重类型。

VTE的“诱发性 vs. 非诱发性”分类十分普遍，但对于复发风险来说，其评估过于简略。本文依据风险因素的持续时间（一过性vs. 持续性）及其影响强度（主要 vs. 次要）进行分类，为预防策略的制定提供更精准的支持，针对可改变的一过性因素进行干预，可有效降低特定情境下的肺栓塞风险；持续性因素的识别可以指导长期的风险管控，尤其是在高危人群中。

 图1. 一过性和持续性风险因素

超重和肥胖是肺栓塞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肥胖患者首次发生肺栓塞的风险增加约2-2.5倍。一项纳入3,910,747名受试者的Meta分析发现，肥胖者发生肺栓塞的风险是是瘦BMI者的2.24倍。

肥胖与活动受限（immobility）、炎症交互作用会增加新发VTE（OR 2.1；95%CI 2.0-2.3）及复发风险（HR 1.3；95%CI 0.9-1.9）。

目前，大多数VTE预防风险评估工具均纳入了肥胖指标，例如Padua预测评分和IMPROVE评分，以指导临床医师对住院高危患者实施预防性措施。但肺栓塞预后评估工具，如肺栓塞严重指数（PESI）及其简化版（sPESI），肥胖并未被列为风险变量。

久坐生活方式是急性肺栓塞的重要风险因素，大量研究证实体力活动缺乏与特发性肺栓塞的发生强相关。

一项对69,950名女护士的大型前瞻性队列显示，每周静坐＞40h较非久坐者肺栓塞风险增加2倍以上（HR 2.34）。

近期Meta分析显示较高体力活动水平与VTE风险降低相关，而每增加1h/d静坐时间，VTE风险增加2%。

长时间活动受限的旅程，如乘坐飞机、火车或汽车超过4-6h，是常见的肺栓塞次要、一过性风险因素，尤其对于肥胖、既往VTE、癌症、易栓症人群。

吸烟会轻度增加肺栓塞风险。Meta分析显示曾吸烟者的相对风险为1.17，当前吸烟者为1.23，戒烟者为1.10。仅30%-40%患者在严重心血管事件后戒烟，即便继续吸烟会加重后续动脉血栓风险。

 图2.合并症与肺栓塞的关联

心衰是急性肺栓塞早期并发症的独立风险因素，肺栓塞合并心衰患者死亡率约为非心衰患者的3倍（11.27% vs. 4.33%），大出血发生率也加倍（9.86% vs. 4.54%）。

近年来，心衰管理药物取得显著进展，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GLP-1双重受体激动剂可改善心衰及代谢风险，或可间接降低肺栓塞易感性，但尚需正式验证。

患有急性肺栓塞且合并既往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预后较差，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二者存在双向强相关关联。发生VTE事件的患者，其未来罹患动脉缺血事件的风险增加20%。

一项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近期因急性心梗住院，会增加孤立性肺栓塞的风险（OR 6.3；95%CI 5.5-7.2）。

一项针对1,023名肺栓塞患者队列的长期随访数据显示，中位随访4.7年，包括冠状动脉疾病在内的心血管疾病既往史是出院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36%的死亡归因于此。冠状动脉疾病与肺栓塞之间不仅是急性事件相互影响，还共享部分的病理生理机制。

约0.2%-0.8%的卒中病例会并发肺栓塞，且在重度卒中、癌症或既往VTE患者中发病率更高。这些患者的30天死亡率（25.8% vs 13.6%）和1年死亡率（47.2% vs 24.6%）更高，致残率增加，且住院时间更长。卒中患者发生肺栓塞的危险因素与一般人群相似，包括高龄、活动受限和易栓症。在预后方面，缺血性卒中患者合并肺栓塞与更高的不良结局风险相关。

肺栓塞需要抗凝治疗，而缺血性卒中可能需要溶栓治疗，两种疾病的同时管理具有挑战性，可能会带来更高的颅内出血风险。

外周动脉疾病与急性肺栓塞风险相关（HR 1.12；95%CI 1.06-1.18）。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VTE风险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与踝肱指数（ABI）正常者相比，ABI极低（0.00-0.39）或ABI升高（>1.40）的患者发生急性肺栓塞的风险最高（HR 1.46；95%CI 1.31-1.64）。

多血管床病变（定义为动脉粥样硬化累及多个血管床）与VTE风险呈梯度升高相关，与单血管床病变相比，累及两个血管床的VTE风险较增加62%（HR 1.62，95%CI 1.09-2.40）；累及三个血管床风险增加超过两倍（HR 2.04，95%CI 1.10-3.77）。

急性肺栓塞人群中，房颤患病率约18.1%（18,126/10万人），随访中新发房颤风险12.6%。

注册研究证实了二者的双向关联：丹麦的一项分析显示，肺栓塞患者的房颤患病率是匹配对照组的3.3倍；而中国台湾地区队列研究则将房颤确定为肺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HR 1.72；95%CI 1.10–2.71）。

房颤诊断后的血栓栓塞风险急剧升高，诊断后前6个月，肺栓塞发生率增加10.88倍（95% CI 6.23-18.89），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6.16倍（95% CI 4.47–8.48）。

在急性肺栓塞患者中，合并房颤显著恶化临床结局：长期随访中，既往患有房颤的患者死亡率为59%，而无房颤患者为35%；此外，住院期间新发房颤预示着院内死亡率增加77%。

急性肺栓塞在慢性肺病患者中相对常见。慢阻肺病急性加重期患者中，肺栓塞检出率3.3%-25%，合并肺栓塞者结局更差，短期死亡率及住院时间延长（OR 2.84；95%CI 2.27-3.55）。慢阻肺病稳定期及加重期均可升高VTE风险。此类患者呼吸困难等症状重叠可能会导致诊断延迟。

研究显示，哮喘与肺栓塞风险增加相关。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报告显示，与未患哮喘相比，哮喘患者发生肺栓塞的校正HR为3.24。另有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指出，哮喘患者发生肺栓塞的OR为1.43，而发生肺栓塞合并DVT的OR为1.60。另有报道称，重度哮喘患者的肺栓塞发病率为0.93/1000人年，高于轻中度哮喘患者（0.33/1000人年）或普通人群（0.18/1000人年）。

据估计，终末期肾病（ESRD）、慢性肾脏病及肾功能正常人群的肺栓塞年发病率分别为527/10万人、204/10万人和66/10万人。

“血栓栓塞病因纵向调查”（LITE）是一项基于大规模人群的研究，其结果证实慢性肾脏病会增加VTE风险，肾功能正常者发生率为1.5/1000人年，轻度肾功能下降者1.9/1000人年，3期或4期患者4.5/1000人年。3期或4期CKD患者发生VTE的相对风险为2.1（95%CI 1.5-3.0）。

特定类型的癌症与最高的肺栓塞发生率相关，包括胰腺癌、胃癌、肺癌、脑瘤、胆道肿瘤、妇科肿瘤，肺栓塞发生率10%-35%。相比之下，乳腺癌、前列腺癌的相对较低。

偶发肺栓塞在癌症患者中十分常见，约1%–5%因其他原因行CT扫描时被意外发现，其诊断例数约占肿瘤科所有肺栓塞诊断的一半。尽管偶发肺栓塞常无症状，但其引发的不良预后与有症状疾病相似，支持为大多数患者进行抗凝管理。

转移灶的存在、体能状态较差以及特定的抗肿瘤治疗，均会进一步提升VTE的复发风险，特别是当首发事件为肺栓塞时（OR 10.5，95%CI 9.3–11.7）。

学界提倡依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体能状态及当前治疗方案进行个体化风险分层，以指导预防性与治疗性抗凝决策，从而平衡血栓形成与出血的双重风险。

参考文献：Eur Heart J. 2026 May 25:ehag388. doi: 10.1093/eurheartj/ehag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