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是导致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医学研究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高血压测量及治疗方面取得了众多进展，并逐步影响着临床高血压诊疗。为深入了解高血压诊疗现状及相关进展，在第十八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和世界心脏病学大会（OCC-WCC 2024）期间，医脉通特邀请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张毅教授进行专访，就我国高血压流行病学现状、数字化高血压中心的建设及探索、高血压领域重磅进展及未来展望等相关话题进行分享，以期为广大临床医生分享个人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
医脉通：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高血压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病，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请您介绍一下，我国高血压的流行病学和诊疗现状？
张毅教授：
从流行病学上来说，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口非常多，我国高血压患者约2.45亿。在年龄校正之后，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在23%左右。从老龄化趋势来讲，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的突出。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约有2亿，到2035年老年人口预计将达3亿，到2050年将达到4亿。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会“井喷式”增加。我们团队在北上海社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提示，在上海老年社区居民当中，65岁以上老人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63%。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所以由此计算，到2050 年，我国高血压患者可能占据全国一半人口。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高血压控制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到2018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公布之后，我国高血压控制率为16.8%，仍然没有突破20%。通过国内外不同的研究进行的高血压控制率计算，目前我国整体的高血压控制率在20%左右，与全球平均控制率基本持平，没有太多的优势。而加拿大和韩国的高血压控制率在50%左右，美国的控制率在40%左右，与之相比，我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当然，未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一些新的科技、手术等进展，我国高血压控制情况可能会得到极大改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满足“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高血压控制率达到50%以上的核心目标。
医脉通：数字化高血压中心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提升高血压诊疗效率、降低高血压医疗成本、提升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在数字化高血压中心的建设方面，我国进行了哪些探索？请介绍一下，您和团队这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张毅教授：
在数字化高血压的探索过程中，有很多的研究和工作模式出现，例如心血管健康联盟下的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包括高血压联盟推出的“iHEC”智能化高血压管控体系，是高血压管理非常重要的抓手。在数字化高血压管理领域，已经有很多成功样例，确实有效地在逐渐提高血压的知晓率和控制率。
我们团队在这一领域当中也进行了一些创新工作，并在积极地进行相关探索，主要介绍以下五个维度的相关工作：
第一，对高血压病因学的检测。我们认为，需要对初诊患者的高血压形成病因进行简单的初步判断。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我们正在逐渐开展高血压特色的病因学治疗门诊，通过高血压病因学检查套餐，能够简单地区分患者高血压形成的主要原因。高血压病因错综复杂，大多数学界认为，高血压病因实际上是像马赛克一样模糊的多病因。那么，我们团队试图在多病因中找出个体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个病因，然后给予个体化治疗，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即用药少而治疗效果好。
第二，在高血压测量方面。现在，高血压测量方法还是使用单次血压测量值，或者多次家庭或者动态血压测量值取平均值或计算标准差，这样一些非常简单的评估手段。我们认为，血压和血糖非常相近。高血压领域借鉴了目标血糖控制时间（TIR）的概念提出了目标范围内时间（TTR），即患者血压在指定目标范围内的时间比例。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地挖掘，不仅看血压超过正常值的时间，同时看超过正常值的幅度，通过近似于微积分的方法去计算超过正常血压曲线（SBP 140mmHg以上）的面积，用红色进行标注，可以非常直观地显示个体的血压负担。我们将这样一个指数叫做血压负荷（SBP Burden）。在今年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上，我们团队也会对此进行相关壁报交流，展示我们团队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未来也会将其应用于软件或APP，更好地能体现血压测量水平。
第三，高血压器官损害的评估。我们在北上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为期12年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器官损害非常普遍、严重，而且是可逆的。所以，我们对高血压患者普遍采用关于心脏、肾脏、眼底和大血管情况的评估来判断患者合并怎样的器官损害，从而在给予降压药物的同时兼顾器官保护，希望能够控制器官损害及发展。
第四，肾动脉消融术（RDN）。RDN是高血压治疗的“第三驾马车”。2014 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RDN发源地Alfred医院与Murray Esler教授和Markus Schlaich教授等进行合作学习。之后，跟随葛均波院士团队进行了RDN相关临床研究。现在，我们团队也在做自己的RDN手术和相关试验。
最后，高血压居家管理。我认为这是数字化高血压中心最核心的一点。由于难以达到诊室血压测量条件，患者来院就诊时测得的诊室血压往往不准确。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依托于居家血压，通过给患者配发血压计，将测量血压数据自动上传。每两周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互联网问诊，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然后，将患者上传的血压数据与问诊情况结合，通过“交通灯”式的血压调药方案，制定患者下两周的用药，然后通过快递将药物邮寄到患者家中，患者再吃药、测血压，形成一个闭环的居家管理。
为了验证居家血压管理模式是否等同甚至优于医院配药的血压管理方法，我们团队从2020年开始进行了SIMPLE研究，现在研究已经完成并且关库，研究数据已交由第三方进行分析。我们希望该研究能够为未来居家血压管理模式的应用提供很好的证据和学术背书。这也是我们团队在数字化高血压中心方面非常重要的尝试，也是高血压数字化管理的一个核心体现。
医脉通：请您分享，近年来在高血压疾病诊疗方面有哪些重磅研究进展？这些研究结果如何影响高血压治疗理念和治疗策略？
张毅教授：
近几年，在高血压相关研究当中，有以下几方面非常核心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高血压治疗理念和方式的变化：
第一，高血压的目标值。基于我国蔡军教授团队的STEP研究以及2015年公布的SPRINT研究，现在我们希望将高血压的目标值进一步控制到130/80mmHg。这些研究是奠定130/80mmHg为大多数患者治疗目标的重要基础。近日，《柳叶刀》发表了阜外医院李静教授牵头的ESPRINT研究的重磅结果。该研究进一步将目标
第二，关于生活方式干预对血压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生活方式干预的降压效果比较有限。但包括孙英贤教授团队牵头的关于农村高血压干预研究等相关项目发现，通过村医主导的高血压干预模式能达到非常好的血压控制效果，有效降低心血关疾病结局。武阳丰教授团队开展的评估减盐策略的DECIDE-Salt研究证明，将普通盐替换为富钾低钠盐能非常明显地降低血压（收缩压平均下降7.1mmHg，
第三，关于降压药物。新型降压药物，如双重
第四，RDN技术。SPYRAL HTN-ON MED和SPYRAL HTN-OFF MED研究也慢慢证明了RDN技术在降压方面的有效性。并且，美国FDA以及中国NMPA 都批准了RDN用于高血压治疗。
医脉通：您认为，目前高血压疾病的诊疗方面有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及挑战？对于高血压诊疗的未来发展，您有哪些展望？
张毅教授：
随着科技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更新的降压药物、高血压手术（RDN）、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包括一些数字诊疗方法，可能从高血压治疗的维度来讲，武器已经足够，关键是将这些武器应用到需要的患者身上。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良好的管理模式，将高血压患者筛查出来，并且给予合适的治疗。未来在高血压领域当中，我相信数字医疗，包括人工智能、可穿戴血压测量手表等设备，一定会非常深刻地影响和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筛查和治疗高血压患者。
专家简介
张毅教授
MD, PhD, FACC, FESC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科研处副处长/泛血管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 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青年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血管医师创新俱乐部CCI 执行委员
中国CTO“老伙计“俱乐部 成员
上海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高血压学组 副组长
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
上海市青年卫生系统最高奖“银蛇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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