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蕾教授系统阐述了环境因素如何通过芳香烃受体影响AD的发生与发展。她指出，个体的健康结局由遗传与环境共同塑造，AD是内外环境互作的典型代表。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到微观的空气污染物、皮肤菌群、饮食等，环境因素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AD的患病风险。

环境因素：AD发生发展的外部“推手”

于教授指出，个体的健康结局是由遗传易感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塑造的。特应性皮炎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目前已达成共识。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分类上看，主要分为影响整个人群非特异性因素的大环境，如气候、生物多样性、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状况等，以及影响个体日常生活的小环境，如污染物、菌群、生活用水、饮食、光照和湿度等。她援引了始于1992年的国际儿童哮喘和过敏研究中心多阶段研究，该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是AD发病率增加的重要驱动因素。另一项2025年纳入42项研究的Meta分析则系统评估显示，空气污染物、极端天气、二手烟等，均会显著增加AD的就诊风险。

AhR：结构独特的“环境感受器”

那么，身体是如何感知并对环境物质做出响应的？于教授介绍，芳香烃受体在皮肤、肺、肠道等与环境接触的防御性组织中高表达，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环境感受器”。AhR是一种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分子，其独特结构决定了其功能：它拥有一个构象可变的配体结合口袋，能够容纳结构多样的配体；同时拥有一个高亲和力的DNA结合位点，可直接调控靶基因转录。在经典通路中，静息状态的AhR与伴侣蛋白结合存在于细胞质，配体激活后，AhR构象变化并入核，与核转位蛋白ARNT结合，进而与DNA上的外源物质响应元件结合，启动靶基因的转录。此外，还存在多种非经典通路，调控方式非常多元。

环境污染物与炎症加重：AhR的“黑暗面”

最初，AhR因作为环境污染物二噁英的受体而被毒理学界熟知。于教授指出，汽车尾气、空气污染物、二手烟等同样主要通过激活AhR来介导AD的炎症作用，其共同机制是激活AhR下游的CYP1A1分子，产生大量活性氧，诱发细胞氧化损伤，释放多种炎症因子。

发表于《Nature Immunology》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汽车尾气的作用机制：汽车尾气可显著加重AD炎症，而若在表皮细胞中敲除AhR，则炎症显著减轻，证实其通过AhR发挥作用。机制上，AhR活化后启动多种基因表达，其中一种名为Artemin的分子显著增加，它会诱导表皮外周感觉神经过度活跃，并促进瘙痒关键分子TRPV1的表达，从而介导瘙痒，进而促进AD炎症。

菌群代谢物与屏障修复：AhR的“光明面”

然而，AhR的活化是否仅仅加重炎症？于教授用一系列研究展示了AhR在维持皮肤稳态中的保护性作用。在感知菌群代谢物抑制炎症方面，研究发现AD患者皮肤表面的色氨酸代谢产物之一吲哚-3-甲醛显著降低。小鼠实验显示，外用IAId可显著抑制AD炎症，但在AhR敲除小鼠中该保护作用消失。进一步的分子互作分析发现，炎症因子TSLP的启动子区存在AhR反应元件，表明AhR激活后可直接结合并抑制TSLP基因的表达。因此，AhR通过感知菌群代谢物IAId，在角质形成细胞中直接抑制TSLP，从而削弱AD炎症。

在调节免疫细胞协同抑炎方面，相关研究揭示了另一种机制：朗格汉斯细胞上也表达AhR，IAId激活LC上的AhR后，可诱导IDO1信号通路活化，进而促进抗炎因子IL-10的表达。这表明AhR可通过调节关键的皮肤抗原提呈细胞，协同发挥抑制AD炎症的作用。

在修复皮肤屏障巩固防线方面，研究发现与SPF小鼠相比，无菌小鼠存在显著的屏障功能异常，且其皮肤中AhR下游靶基因表达显著下降。而外用皮肤共生菌，则可激活AhR，部分修复无菌小鼠的皮肤屏障功能，证明AhR通过感知共生菌群修复皮肤屏障，从而减轻AD炎症。

从“毒物受体”到“治疗良药”：AhR的临床转化前景

最后，于教授指出，AhR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配体特异性，不同的配体决定了它是“环境毒物受体”还是“治疗良药”。最初被鉴定为人工合成毒物受体的AhR曾被认为是不利的药物靶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多种菌群代谢产物等天然配体被发现能通过修复屏障、抑制炎症发挥保护作用。目前，基于AhR调节剂的药物研发正在全球积极推进，在研项目超过20项。其中，我国原研的本维莫德已获批用于儿童及成人AD的治疗，成功实现了利用AhR配体治疗AD的临床转化。于教授总结道，未来有望开发出更多基于AhR调控的AD治疗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