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淋巴瘤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对临床工作的帮助？

近年来，淋巴瘤治疗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分子靶向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免疫治疗方面。在霍奇金淋巴瘤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靶向CD30的ADC药物已进入一线治疗，部分年轻患者通过短期治疗即可实现根治，老年患者同样从这些新药中获益。

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见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方面，靶向CD79b的ADC药物——维泊妥珠单抗（Pola）可提高高危患者的治愈率，显著改善生存期。MYC/BCL2双表达DLBCL患者在R-CHOP方案基础上联合西达本胺，亦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此外，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在套细胞淋巴瘤（MCL）一线治疗中的应用、BCL-2抑制剂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中推动的“有限期治疗”理念，以及靶向CD30的ADC药物在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中的突破，均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

对于复发难治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ADC药物、双抗及CAR-T疗法均展现出良好疗效。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新药众多，但临床治疗的核心仍是安全、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并兼顾经济性。我们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实施综合的全程管理，而非简单堆砌新药。

淋巴瘤的进展非常迅速，许多新药都是从淋巴瘤领域起步的。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首个单靶点靶向药物，到如今淋巴瘤中的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ADC药物及细胞治疗，患者的生存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新手段覆盖了不同靶点，为淋巴瘤患者带来了更多选择与希望。

淋巴瘤作为免疫治疗的“排头兵”，近年来双抗和CAR-T疗法取得了显著突破。请您结合会议热点和临床经验，分享您认为这两类免疫治疗目前最具临床应用价值的特点是什么？

双抗与CAR-T的作用机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关于“先用CAR-T还是先用双抗”，目前尚无统一答案，需结合患者病情与药物可及性综合判断。若患者病情较急，CAR-T制备约需2周，此时可优先选择双抗；若病情相对稳定，则可考虑CAR-T。

需要注意的是，若先选择了双抗，再做CAR-T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靶点的问题。如先使用靶向CD20/CD3双抗，后续拟行靶向CD20的CAR-T时，需重新活检评估CD20的表达情况。靶点的持续性是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目前国内专家在此方面尚未形成明确共识。

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疗法在B细胞淋巴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特异性抗体从结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IgG样双特异性抗体(2:1结构)的双抗，在侵袭性淋巴瘤，尤其是复发难治的DLBCL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应用已经从复发难治人群迁移到1.5线，甚至高危的一线治疗，相关临床研究都显示出不错的结果。另一种是非IgG样双特异性抗体(1:1结构)的双抗，其在惰性B细胞淋巴瘤中，如滤泡性淋巴瘤，同样展现出显著的治疗价值。对于复发难治的滤泡性淋巴瘤患者，该类药物有效改善了预后，延长了生存期。

CAR-T疗法在复发难治B细胞淋巴瘤中的应用日益成熟，不同靶点与结构的CAR-T产品不断涌现，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此外，双抗与CAR-T可联合应用，如双抗作为桥接治疗降低肿瘤负荷后再行CAR-T，或CAR-T后使用双抗进行巩固/维持治疗，相关临床研究均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从国内临床研究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淋巴瘤研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如何？在新药研发和临床转化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我院自2015年起以临床研究为主，已入组近280例患者，涵盖国产CD20单抗、双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ADC药物及CAR-T等。这些临床研究使患者在新药上市前即可获得治疗机会，也拉近了中国与国际的差距。目前，国际上的临床研究在国内基本同步开展，中国在入组质量与速度上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国际大型淋巴瘤会议上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宏大，临床研究及转化速度有超越国外的趋势。

近20年来，中国新药研发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转变。从最初的“me too”到如今的“me better”，我国已研发出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ADC药物、双特异性抗体及细胞治疗在内的多种新药。国内多中心及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优异，新药上市后价格逐步可及，且多已纳入国家医保，使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预后得到极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