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会于4月24-25日在哈尔滨召开。CSCO长期致力于开展临床肿瘤学继续教育和多中心、多学科、多层次的协作研究，促进临床肿瘤学研究和医药科研成果的转化。值此年会即将召开之际，医脉通特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浩教授就《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的年度更新要点、当前领域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以及指南落地推广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读，以期为广大临床医生提供系统化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指导。

专家简介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秉持年度更新的原则，通常在更新前一年的12月底启动修订工作。编写组用大约半年时间，对国内外前列腺癌诊疗的最新证据进行全面检索，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综合研判，最终形成指南更新。今年《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更新的内容较为丰富，其中多项调整有望对临床诊疗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在筛查方面，指南再次肯定了PSA筛查的重要性：结合中国国情，更深入、广泛的PSA筛查有助于发现更多具有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从而实现早诊早筛，提高治愈率。在第四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上，郭军教授与盛锡楠教授对中美两国前列腺癌的诊疗现状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的筛查工作仍存在不足，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PSA筛查及诊断流程，从而让更多患者获益。

其次，在前列腺癌（未转移阶段）的治愈性治疗方面，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对于根治性治疗后的生化复发或无远处转移疾病状态的分层。参照国外指南推荐及现有证据，我们将根治性治疗后的生化复发和局部复发分为首次复发与二次复发，两者的治疗理念与策略需要重新审视。

在首次复发时，补救性/挽救性放疗仍是主要治疗决策。但在进行放疗的同时，是否需要同步联合内分泌治疗？根据近两年的Meta分析、大样本回顾性数据及前瞻性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发现，并非所有患者在首次复发后的补救性放疗中都需要同步内分泌治疗。这是对疾病控制与生活质量最佳平衡的一次证据梳理。对于二次复发，由于新型抗雄激素药物的临床试验数据支持，对于不愿接受放疗、或首次放疗后疾病进展但仍无远处转移的患者，有理由使用上述药物（如恩扎卢胺、阿帕他胺等）进行后续治疗。这是局限期可治愈阶段的一项重要更新。

在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HSPC） 和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 阶段，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更新是引入了PCWG4的概念。但目前这一概念尚未成为指南或临床实践中必须遵循的重大改变。PCWG4与PCWG3并无冲突，仅将PSA诊断标准从1 ng/mL调整为0.2 ng/mL。然而，在CRPC阶段调整治疗方案，仍需综合三方面评估：1. PSA标准；2. 影像学标准；3. 接受药物治疗过程中患者生活质量或症状变化。只有综合评估后，才应决定是否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PCWG4定义的调整还有一大背景：影像学手段已从传统检查升级为更灵敏的新型影像技术（如PSMA PET-CT）。在以高灵敏影像协助临床试验设计时，需要新的标准——这正是PCWG4的初衷之一。但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0.2 ng/mL与1 ng/mL相比，哪一个更能让患者获益？这仍需前瞻性临床研究或大型真实世界数据来回答。

在HSPC阶段，我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既往，多种新型抗雄激素药物联合雄激素剥夺疗法（ADT）的二联方案已为临床医生和患者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选择虽多，但如何为具体患者选出最合适的药物仍缺乏明确依据。在此基础上，去年和今年又引入了若干新的治疗方案，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无论是镥-177联合新型抗雄激素药物的强化联合治疗，还是尼拉帕利联合阿比特龙的强化联合治疗，亦或者是AKT抑制剂联合阿比特龙的强化联合治疗——这些三联方案，与经典的“多西他赛+达罗他胺”或“多西他赛+阿比特龙”三联强化联合方案一道，共同构成了以ADT为基础的全新强化治疗格局。

这种治疗模式可能会促使我们医生去关注患者的分子特征，并进行相应的基因检测或分子影像检测。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明确哪些患者存在HRR突变、BRCA突变、PTEN缺失等；通过分子影像检测技术，则可以评估PSMA表达水平等指标。在这些检测结果为医生提供更充分评估依据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开展新型联合治疗。但这种新型联合治疗能否真正延长HSPC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我个人对此仍持很大的问号。因为我们相当于把很多原本用于CRPC阶段的治疗手段和理念，提前放到了HSPC阶段。因此，通过这种“强强联合”的方式，是否真的能比现有的治疗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这一点还远未明确。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应用和观察，才能最终找到真正适合患者的治疗模式或治疗顺序。这是在今年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阶段，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在HSPC阶段还是CRPC阶段，确实存在一部分患者表现为寡转移（少转移状态）。对于这类患者，是否可以借鉴其他瘤种的经验，进行全病灶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以期达到所谓的“临床治愈”？这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生存获益？这涉及个性化和精准化治疗理念，也是未来临床工作中值得与多学科团队联合诊治的重要方向。

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尤其是处于去势敏感性前列腺癌（CSPC）或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阶段的群体，仍存在极大的未满足需求。针对这一人群，如何设计合理的序贯治疗模式，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连锁问题是：目前可用的治疗手段仍十分有限。无论是新型抗雄激素药物、化疗、镥-177，还是靶向治疗（如PARP抑制剂、AKT抑制剂），乃至新型ADC，均面临一个共同挑战——究竟哪些人能够从这些治疗中真正获益？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人群分层？

以PARP抑制剂为例，其理论适用人群为携带HRR突变的患者。然而，即便是在最能从中获益的BRCA突变人群中，PARP抑制剂的客观有效率也仅为60%–80%，远未达到100%。因此，如何通过临床前研究或基础研究，筛选出最佳获益人群，是今后临床工作、基础研究及转化研究中需要重点探索的方向。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将现有的不同治疗模式与方案，真正个性化地应用于不同患者人群。

此外，今年指南针对一个最大的难点并未做出更新，原因不是无需更新，而是缺乏新进展。具体来说，前列腺癌神经内分泌癌多出现在mCRPC的终末阶段，大量患者会进入这种疾病状态，但目前所有相关治疗均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如何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临床疗效，可能是决定mCRPC患者，乃至初诊合并神经内分泌分化的HSPC患者整体生存预后的关键。若能在这一点上实现突破，前列腺癌的治疗有望获得长足进步。

对于中国的医生和患者而言，我认为首先需要医患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彼此的配合度非常重要。指南本质上是对过去信息的汇总，但肿瘤治疗（包括前列腺癌）每天都在进步和变化。在指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指南推荐的某些意见或方案，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受到新证据的冲击。那么，我们究竟是遵循指南，还是依据最新进展为患者提供治疗？这正是在指南推广中需要大家注意和权衡的问题。

那么，具体该如何“注意”？一方面，医生需要与患者充分沟通，在患者理解、认同并积极配合的前提下，审慎决定是遵循指南进行规范化治疗，还是依据最新理念开展尝试性治疗。另一方面，指南的推广具有不同层面的差异。国内大型中心与基层医生对CSCO指南的理解深度、广度和角度往往不同。如何让基层医生不机械地执行指南条款，而是在临床工作中灵活应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简言之，如何把“没有活力的文字”变成“灵动的思维”，是未来CSCO前列腺癌指南推广与宣讲的重要任务。

今年，CSCO前列腺癌专业委员会完成了换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魏强教授成为新一届主任委员。他也在思考：过去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主要针对疑难病例，那么对普通或初诊的前列腺癌患者，该怎么做？因此，今年《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的推广将更加面向基层，开展大量针对基层医生的落地式指南宣讲与规范化培训。我们的愿景是，让《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能够真正放进地市级医院和基层医生的白大褂口袋中，使他们能够怀揣指南，指导日常的临床诊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