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芳教授：自2007、2009年起，我们团队便聚焦开展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拉祜族与佤族的糖尿病患病率筛查研究，核心基线数据来源于2009-201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拉祜族与佤族均属“直过民族”，系由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多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保留刀耕火种、生食肉类的传统生活习性；且族群多聚居山顶，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彼时针对这两个民族的糖尿病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调查尚属空白。2009-2010年调查期间，拉祜族人口约为45万，至2021年增长至49万，人口规模呈平稳增长态势。

本次调查首次获得明确流行病学数据，拉祜族糖尿病患病率为5.2%，佤族为2%，同为直过少数民族，二者患病率差异显著；知晓率的民族间差异更为悬殊，拉祜族糖尿病知晓率仅9.2%，而佤族达30.8%，呈现出“拉祜族患病率更高、知晓率却远低于佤族”的特征。在糖尿病危险因素认知层面，民族差异同样突出，拉祜族对“暴饮暴食为糖尿病危险因素”的认知率仅10.5%，佤族则约为19%。佤族群体的健康意识及糖尿病危险因素知识掌握程度优于拉祜族，这也是其糖尿病患病率相对更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拉祜族和佤族存在共同的体格特征，人群的BMI多介于20~22kg/m²之间，男性平均身高约1.65米，整体呈现体型瘦小、身高偏低的特点；受民族文化影响，两族群普遍不主张族外通婚，文化习俗也较难被汉化。

2026年3月8号，课题组正式开启临沧地区拉祜族与佤族糖尿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的第二轮筛查研究，但目前研究推进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其一，国家脱贫攻坚政策落地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居住条件显著改善，2009-2010年当地普遍为透风漏雨的茅草屋、木板房，如今家家户户均改建为瓦房，泥泞土路全部硬化为水泥路，传统火塘混居模式也转变为厨卫与卧室分离的居住格局。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当地人群的思想文化水平与健康认知并未同步提升，对采血的顾虑已成为阻碍研究开展的首要因素——群众普遍担忧采血会损伤身体，引发乏力、患病等问题，这一认知误区导致流行病学调查的配合度极低。加之国家每年为60、65岁以上人群开展至少1~2次健康体检，涵盖血糖、血脂、血压及体重的项目，频繁采血进一步加深了群众的误解，使其将采血视为“不吉利且有害健康”的行为，并未将健康体检视作科学的健康管理方式。目前，当地人群中掌握糖尿病防治知识的比例仅1%左右，尚不足2%。

其二，经济层面发生显著变迁：2009-2010年，当地人均年收入低于1100元即被划定为贫困人口，贫困群体占比较大；如今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少数民族家庭年收入普遍达3~5万元，温饱问题彻底解决，经济水平大幅提升，饮食结构也随之优化，油腻食物的摄入量较十年前明显减少，蔬菜摄入占比显著提升，每日三餐基本均有蔬菜供应。

截至目前，第二轮筛查的糖尿病患病情况、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及防治效果等相关数据，仍有待后续整理分析与结果公布。

李会芳教授：第一，饮食管理是糖尿病防控的核心环节，糖尿病规范饮食管理的核心原则是以蔬菜、瘦肉为主，尽量规避煎、炸等油腻食物，主食摄入量控制在七八成饱，且三餐后配合适度运动，该原则同样适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但目前无论是普通人群还是少数民族群体，对健康饮食结构乃至地中海饮食模式的认知普及率普遍较低，部分学校教师、公务员等非医疗行业人群亦存在健康饮食认知短板，仍秉持“饱腹为要”的饮食观念；少数民族群体的认知则更为匮乏，日常饮食仍以米饭为主。基于此，我们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同时，同步面向当地患者及村民开展健康饮食宣教工作。

第二，运动管理的核心原则为治之以恒、量力而行，尤其需重视抗阻运动的开展，需结合人群年龄及身体技能制定个体化运动方案。例如，平衡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选择慢走等低强度运动即可；青年群体则可开展有氧运动，整体运动方案需以抗阻训练为核心。

第三，监测管理，糖尿病患者需规范开展血糖监测，涵盖空腹血糖、三餐后2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且血糖控制目标需遵循个体化原则，与患者年龄、合并症、并发症、预期寿命及自我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对于年龄偏大、合并症与并发症较多、预期寿命较短的患者，血糖控制范围可适当放宽，空腹血糖控制在7~8mmol/L，餐后2小时血糖不超过9~10mmol/L即可；对于年轻、自我管理能力良好、预期寿命长且合并症与并发症少的患者，血糖需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即空腹4.4~6.1mmol/L，餐后2小时5~7.8mmol/L。此外，监测范畴不仅限于血糖，血压监测、体重管理及血脂监测，均为代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内容。

患者教育是贯穿糖尿病全程管理的关键举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对糖尿病防控知识的认知虽较2009-2010年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较大短板，在疾病管理的规范性、持续性及长久性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因此，持续开展健康宣教与患者教育是当地糖尿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五，药物管理，糖尿病治疗药物涵盖口服制剂与注射类药物两大类，两类药物的选用需结合患者具体病情个体化决策。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注射类药物存在明显的认知误区，不论是胰岛素还是GLP-1受体激动剂，均较难被接受，部分人群甚至将注射类药物与药物依赖等同。事实上，注射类药物的使用是基于病情的需求，与药物依赖并无关联。目前城市人群对胰岛素的接受度相对较高，而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接受度则偏低。需明确告知患者，注射类制剂并非使用后便无法停用，在治疗初期，注射药物解除高糖毒性后，专科医生可根据患者血糖水平及用药剂量调整方案，若用药剂量较小，可转换为口服药物治疗。

传统糖尿病管理遵循“五驾马车”原则，现主张拓展为“六驾马车”模式，即在饮食、运动、教育、监测、药物五大环节的基础上，新增心理治疗这一重要内容。糖尿病患者确诊后常伴随显著心理负担，部分患者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而这种应激状态会进一步导致血糖升高。由此可见，心理疏导与干预对糖尿病的防控与治疗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外，需明确糖尿病的各类危险因素，肥胖与超重是核心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与糖尿病存在相互促进的病理关联，脂肪肝引发的脂毒性与高血糖带来的糖毒性，均会加重胰岛β细胞功能损伤及胰岛素抵抗，以上均为糖尿病防控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吸烟与过量饮酒均属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会直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糖尿病患者若合并高血压且存在吸烟习惯，会大幅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速度；饮酒需以适度为原则，过量饮酒与脂肪肝、酒精肝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并不提倡大量饮酒。

小结

李会芳教授的分享，不仅填补了云南拉祜族、佤族这类直过民族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空白，更基于多年的研究与临床实践，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糖尿病防控带来了贴合本土特点的实操性经验。

其团队从2009年开始开展的首次筛查，首次明确了拉祜族和佤族的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及危险因素认知情况，发现了两个民族在患病与认知上的显著差异，而2026年开启的第二次筛查，虽因当地人群的健康认知不足、采血顾虑等问题面临挑战，但也看到了当地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经济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的积极变化，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背景。

在糖尿病防控的本土化经验上，李会芳教授结合云南少数民族的认知特点和地域情况，将糖尿病管理的“六驾马车”原则进行了本土化落地，既强调饮食、运动、监测的基础管理，又针对当地人群健康认知匮乏的问题，突出了患者教育的核心地位，同时纠正了少数民族对注射类降糖药的普遍误解，还将心理治疗纳入管理体系，兼顾了患者的身心状态。此外，其也明确了肥胖、三高、吸烟饮酒等糖尿病的核心危险因素，为当地糖尿病的一级预防提供了明确方向。这一系列研究与防控经验，不仅为云南多民族地区的糖尿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代谢疾病管理探索了可借鉴的本土化路径。

李会芳 教授

• 主任医师，博士，博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主任

• 云南省“兴滇英才”名医

•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 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

• 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 中国老年医学会内分泌代谢病分会委员

• 云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云南省心血管代谢联盟执行主席

• 云南省医院协会内分泌科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1项，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