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0-2019年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系统内新诊断为局部或区域浸润性乳腺癌的女性患者。排除2019年后确诊、10年内有既往癌症史及未在确诊前2年使用VA医疗服务的患者。主要研究终点为乳腺癌局部/远处复发及乳腺癌相关死亡事件。
图1.早期乳腺癌女性患者选择流程图[1]
研究结果
（一）患者基线特征
研究共纳入6051名女性患者，其中29%（1754人）在乳腺癌诊断前2年被确诊为重度抑郁障碍。确诊重度抑郁障碍和乳腺癌的患者平均年龄56岁，68.5%的患者为局部肿瘤，93.6%为激素受体（HR）阳性。合并重度抑郁障碍的患者Charlson合并症指数（0.75 vs 0.51），无家可归或经济问题（15.2% vs 5.1%）、BMI指数（9.2% vs 6.4%）、吸烟（34% vs 25%）、物质使用障碍（SUD）比例（38.2% vs 19.5%）均更高。随访期间共发生963例乳腺癌复发和372例乳腺癌相关死亡。与无重度抑郁障碍的患者相比，合并重度抑郁障碍的患者乳腺癌中位复发时间（2.1年 vs 2.6年）和中位死亡时间（2.7年 vs 3.3年）均更短。
（二）乳腺癌复发与死亡率
在调整年龄、诊断年份、乳腺癌分型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等相关变量后，与无重度抑郁障碍的患者相比，合并重度抑郁障碍的患者乳腺癌复发风险升高37%（HR=1.37，95%CI 1.19-1.57），乳腺癌相关死亡风险升高30%（HR=1.30，95%CI 1.02-1.64）。
表1.早期乳腺癌女性诊断前重度抑郁症与乳腺癌复发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调整后风险比[1]
值得注意的是，重度抑郁障碍与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复发关联更强（HR=1.42，95%CI 1.23-1.65，P＜0.001）。同时，合并重度抑郁障碍的现吸烟者（HR=1.91，95%CI 1.55-2.37，P＜0.001）或伴物质使用障碍（HR=1.63，95%CI 1.32-2.00，P＜0.001）的女性，其复发风险均显著高于其余单独存在任一暴露因素的女性。
图2.重度抑郁障碍和肿瘤特征对乳腺癌复发和死亡的独立和联合影响[1]
讨 论
本研究在大规模早期乳腺癌女性队列中明确，乳腺癌诊断前重度抑郁障碍与更差的乳腺癌结局相关，且在特定人群（HR阳性、吸烟、物质使用障碍）中关联更强。导致该现象的潜在机制可能是抑郁导致内分泌治疗依从性下降，应激相关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促进肿瘤进展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协同作用。未来需开展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相关机制，并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如精神卫生支持、戒烟计划以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该高危人群的预后。
参考文献
Maya Aboumrad.et,al.Impac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on breast cancer outcomes: a national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Natl Cancer Inst.2025 Apr 1;117(4):653-664.
编辑：Luna
审校：KIKI
排版：Seren
执行：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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