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钾血症常见于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由于钾稳态主要受肾脏调节，CKD患者中，肾功能改变可因钾“适应性”调节机制失效而导致血清钾水平升高。随着肾功能进行性恶化，通常当估算肾小球滤过率降至20–30 mL/min以下时，若患者摄入富含钾的食物，这一调节失衡便会转化为高风险状态¹。

在心衰患者中，肾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RAASi）作为基石药物被广泛应用，但RAASi抑制醛固酮分泌的作用可减少肾脏钾排泄，增加高钾风险¹。在糖尿病患者中，多种机制也可导致高钾血症风险增加，包括钾离子排泄受损、肾小管功能受损以及钾离子向细胞内转运能力下降¹。此外，肿瘤患者可在肿瘤治疗时，由于大量细胞破坏，致使细胞内大量的钾、磷和核酸释放入血，从而诱发急性高钾血症。

围术期高钾风险患者常需补液以维持容量稳定，但液体选择面临两难：含钾平衡液（如乳酸林格液）可能直接加重外源性钾负荷；而0.9%生理盐水虽不含钾，却因高氯负荷易诱发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进而通过细胞内钾外流间接升高血钾²。因此，此类患者的理想补液方案应兼具“零钾摄入、低氯负荷、酸碱缓冲”三重特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术后无尿期或尿量未恢复阶段的补液选择。患者无尿或少尿（如急性肾损伤），补钾后钾无法排出，可能导致血钾浓度骤升，因此，在补液初期选择无钾电解质注射液，可以规避医缘性高钾血症的风险³。对少尿的高张性脱水，即使伴有低血钾也应先输不含钾溶液，待尿液增加后再输含钾溶液⁴。

面对上述困境，临床医生迫切需要明确：在高钾风险患者中，究竟何种液体策略才是最优选择？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循证证据的积累，这一问题的答案正逐渐清晰。多项研究开始直接比较传统生理盐水与现代平衡晶体液在高危人群中的临床结局，为指南更新提供了关键依据。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与平衡晶体液相比，肾移植围术期输注生理盐水的患者高钾血症和高氯血症的发生率更高，且酸中毒更为严重⁵。另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了接受死亡供体肾移植的患者，随机分为生理盐水组和平衡晶体液组。结果显示：平衡液组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为30%，显著低于生理盐水组的40%（P<0.0001）²。

基于上述证据，平衡晶体液在死亡供体肾移植受者中的应用已被强调为标准治疗。此外，国内外权威指南也为高钾风险患者的液体选择提供了明确且一致的推荐：

《2020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肾移植术中液体管理共识声明》指出，含钾溶液可能加重高钾血症，并推荐使用平衡晶体液⁶。2023年美国发布的《肿瘤溶解综合征预防和管理专家共识》明确建议，积极水化是肿瘤溶解综合征（TLS）预防和管理的基石，可稀释肿瘤溶解产生的潜在有害水平的溶解物，同时避免使用含钾、钙或磷酸盐的液体（例如乳酸林格氏液）⁷。无钾、低氯、含缓冲碱的平衡液（如复方电解质葡萄糖注射液R4A）是符合该共识推荐、兼顾容量补充与电解质安全的理想选择。因此，肿瘤患者围术期应视为TLS高风险场景，术后第一瓶补液应优先采用无钾液体，待尿量恢复、血钾水平明确后，再动态调整补液及补钾策略。《新编药物学》指出，则更进一步指出，对于于特定人群，如肾功能障碍或存在高血钾风险者，可选择不含钾的液体，例如复方电解质葡萄糖注射液R4A，因其不含钾、低钠、低氯的配方特点，被认为“更为适宜肾脏发育不成熟的患儿、肾功能障碍患者、组织破坏伴有高血钾者”⁸。这类产品恰好为前述补液困境提供了直接解决方案：它既从源头上杜绝了外源性钾负荷，又避免了生理盐水的高氯负荷，同时其含有的缓冲物质乳酸钠可协同维持酸碱平衡，防止酸中毒间接推高血钾，从而在保障安全补液的同时，兼顾了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