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炯教授：血液恶性肿瘤、HSCT等免疫抑制因素，真菌耐药、未覆盖感染真菌等病原学因素，药物浓度不足、依从性不佳等医源性因素与突破性IFD的发生密切相关；由此可见，血液病患者是突破性IFD的高发人群。国外报道称，血液病突破性IFD的发生率约4.4%~28.6%²；我国突破性IFD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约8%~42%³。突破性IFD的发生进一步加重血液病患者疾病负担：延长住院时间、加速病情发展、增加死亡风险；研究结果提示：血液病患者合并突破性IFD的病死率高达44.4%⁴（图1）。

Q2

胡炯教授：抗真菌药物的预防使传统IFD诊断方法面临直接挑战：一方面，预防性用药使高危因素趋于隐匿；另一方面，血清GM试验等微生物学检查的阳性率显著降低，削弱了其诊断价值。因此，影像学可能是目前诊断突破性IFD相对可靠的依据，强化患者的影像学评估在临床中极为重要。

此外，采用受既往用药干扰较小的检测方法，如肺泡灌洗液的GM或G试验检测，有助于提升实验室检测的准确性。肺泡灌洗液的光密度指数下限为0.5时，有助于诊断突破性曲霉感染。但既往抗真菌药物的使用同样影响其检测的敏感性；因此，NGS等新型诊断方法成为目前诊断突破性IFD的重要措施。

当患者疑似存在真菌感染时，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及时开展NGS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目前，我国NGS检测技术已处于国际前列，且颁布了多项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及靶向二代测序（tNGS）的相关共识^7-8，为临床提供明确的指导。

Q3

胡炯教授：对于接受抗真菌预防的高危患者，若出现侵袭性真菌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且广谱抗生素使用无效，应考虑可能为突破性IFD；此时应积极进行相应检查，综合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结果启动精准的抗真菌治疗。

初始治疗阶段，需依据患者预防用药种类、突破性IFD的病因及病原学特点，选择适当的抗真菌药物。三唑类药物是目前临床主要的抗真菌预防方案，其预防后突破性IFD的发生原因可能包括：药物浓度/剂量不足、用药未覆盖到的病原体、耐药真菌感染等。因此，使用伏立康唑或泊沙康唑预防的患者，应重视TDM管理，以确保血药浓度在有效范围内；当其预防后发生突破性IFD时，则应换用其它类别的广谱（特别需要覆盖毛霉）、强效的抗真菌药物。目前，国内外多篇专家意见推荐：两性霉素B脂质体是治疗突破性IFD的首选方案（图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