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的通知》，将宣传主题定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旨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促进对常见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正确理性认知，减轻社会歧视和防止“污名化”；同时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增强群众获得感。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是重要的社会群体之一，也是公众非理性认知、社会歧视及污名化的“重灾区”。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锐思妙想》邀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小平教授、山东省立医院焦志安教授和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汪作为教授（排名不分先后），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服务分享观点。
三位专家将分别针对以下三个学术观点打分以表明立场（-2 非常不认同，-1 较不认同，+1 较认同，+2 非常认同），并简要阐述理由。每个观点的总分被视为受邀专家针对该观点的总体倾向，供临床参考。
“ 一、受益于新版指南发布、新药上市、政策推进等利好因素，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的优化管理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
王小平教授：2分
非常认同。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过去二十年来，国内外精神分裂症防治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进展，临床实践中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理念、治疗策略以及综合防治模式也在不断完善，最终凝结形成多部临床指南及专家共识。其中，《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2025版）》时隔十年再度出版，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与临床需求，针对21个核心临床问题提供了简明的循证推荐，增补了早期预防与干预体系相关内容，对社会功能恢复的重视则贯穿治疗全程。此外，《精神分裂症维持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难治性精神分裂症中国专家共识（2025）》等共识的发布同样为精神分裂症的全病程管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学术依据，共同助力患者恢复功能及回归社会。
焦志安教授：2分
非常认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正在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新分子、新剂型、新机制显著扩充了临床“弹药库”。多巴胺部分激动剂的出现无疑为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布瑞哌唑为代表的多巴胺D2受体部分激动剂，突破了传统单纯拮抗多巴胺的思路，此外布瑞哌唑还具有5-HT1A受体部分激动、5-HT2A受体拮抗以及α1和α2肾上腺素能受体调节作用，这些多受体作用机制不仅能改善患者的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并且对认知症状和情感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进而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同时，在全面改善精神分裂症多维度症状及有效预防复发的同时，体重增加、镇静、催乳素升高等副作用风险较低。阿立哌唑长效针剂成为国内继利培酮、帕利哌酮之后第三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长效针剂，拓宽了这一剂型的选择空间。卢美哌隆、卡利拉嗪、呫诺美林曲司氯铵合剂、奥氮平/沙米多芬合剂等也有望为国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体验。个体化及精准治疗手段，如血药浓度监测及药物基因组学，可以帮助抗精神病药实现更佳的疗效和更少的不良反应。
汪作为教授：2分
非常认同。近年来，国家逐步推进重性精神障碍的分级诊疗、医防融合及社区服务管理，为患者提供了多层次的、连贯的医疗服务。2025年国家卫健委启动“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三年行动计划，为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精神卫生服务水平、充实专业人员队伍及强化专业服务能力，并专门指出加强基层从事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的医务人员配备，以及做实居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对于重性精神障碍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意味着服务供给将更加均衡、可及性将显著提升。政策导向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将有力地推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走向康复”，实现回归社会的终极治疗目标。
本观点总分：6分
“二、面向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服务不应与躯体健康服务相割裂，患者应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躯体健康服务。”
王小平教授：2分
非常认同。由于遗传易感性重叠、生活方式不良、抗精神病药副作用、医疗服务不均衡等因素，精神分裂症患者总体上较一般人群更容易罹患躯体疾病，预期寿命较普通人群缩短15~25年，心血管疾病等躯体共病是主要死因。不同抗精神病药受体类型及亲和力的差异并未充分体现在特定症状的疗效差异上，而是更多表现在不良反应谱的差异，如不同药物对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影响差异很大。鉴于抗精神病药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药物对躯体健康影响的差异可能随时间推移逐渐放大，选药时即应将药物不良反应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对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而言，接受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的一体化医疗服务是刚需；对于精神专科医生而言，关注患者的躯体健康是医疗职责及安全执业的基础。
焦志安教授：2分
非常认同。从现代医学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的角度出发，任何疾病的发生与转归都有生物，社会及心理因素的参入。同样，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理念也告诉我们，患者作为精神障碍的一个载体，本身具有生物特性及社会属性。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很容易出现各种躯体问题，而躯体问题的存在对精神障碍的转归，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社会功能存在巨大的影响。将精神健康与躯体健康服务整合，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不仅是一个伦理上的必须，更是一个临床上的急迫需求。在这方面，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有着独特的优势，重视精神疾病患者的躯体功能，开展联络会诊，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举措。
汪作为教授：2分
非常认同。基层精神卫生服务实践中，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身心健康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很多患者长期存在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躯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诊断并行的状况。针对这一人群，相比于患者流量大、专业划分细的大型综合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具有服务可及性高、信息天然整合和医防融合优势。基层医护人员（尤其是家庭医生团队）能够在慢性病随访中同步关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与躯体情况，并及时开展健康教育、给予必要干预或转诊，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整体转归有望得到显著的改善。总体而言，基层医疗机构有望成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身心一体化健康服务的前沿阵地，但也需要克服专业能力有所欠缺、资源配置有限、服务协同不畅等困境。
本观点总分：6分
“三、精神分裂症的全病程管理中，患者及其照料者的主动参与（如表达治疗偏好）意义重大；患者不应成为被动接受治疗的一方。”
王小平教授：2分
非常认同。精神分裂症患者及照料者的主动参与并非锦上添花，而是专科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急性期治疗中，建立良好的医患联盟即应视为重要的治疗目标之一；维持期康复过程中，症状缓解及功能恢复同样需要建立在良好医患联盟的基础上。患者及其照料者对药物的偏好会影响治疗依从性，临床中因抗精神病药诱发体重增加、日间困倦、停经等而自行减停药物的案例十分常见。临床应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及重要诉求，体现在将患者对药物的评判前置，让患方参与药物选择的决策过程，包括愿意接受的给药方式。事实上，患方的偏好甚至比推荐某种药物作为一线选择更重要。精神科医护人员需要在临床眼中的“专业性”与患者心中的“自主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焦志安教授：2分
非常认同。共同决策适应于任何医疗行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管理中也是如此。患者及其家人是否愿意及能否在治疗过程中主动参与、积极沟通及表达需求，对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治疗转归至关重要；最成功的治疗，是医生、患者和照料者三方组成的“治疗联盟”共同取得的胜利。 只有三方目标一致、信息互通、相互信任， 才能实现治疗目标，促进患者的康复。推动这一模式，需要医师转变角色，从绝对的权威转变为合作的伙伴。这虽然更具挑战，但带来的回报——即看到患者重获尊严和希望——是这份职业最大的价值所在。
汪作为教授：2分
非常认同。基层医疗机构是实现心理健康服务“人人享有”和“处处可及”的关键节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照料者的主动参与对于治疗和康复的成败也往往更具决定性。基层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临床随访及干预难以面面俱到，更需要患者及其家庭主动成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患者及照料者能积极表达真实的治疗体验及康复需求，如不希望受到某些特定副作用（如，体重增加）的困扰，或是倾向于尝试对代谢影响较小、减少治疗频次的长效治疗药物等，医生就有机会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治疗方案，推动康复项目与家庭及社区的深度结合；反之，治疗和康复则容易进入死胡同。除担负常规诊疗任务外，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之一在于建立让患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支持网络，真正实现从院内治疗到社区融入的衔接。
本观点总分：6分
结语
重性精神障碍的优化管理关系到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的福祉。受益于新版指南发布、新药上市、政策推进等多重利好因素，重性精神障碍的优化管理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然而，这一患者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不应与躯体健康服务相割裂，患者应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躯体健康服务，包括在选择抗精神病药时规避潜在副作用。最后，患者不应成为被动接受治疗的一方，主动参与治疗对于争取更佳的转归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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