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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刚教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治疗的新靶点——微环境

2025-06-23 来源：医脉通

关键词：郑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新靶点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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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是由脂质积聚引发的疾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斑块微环境在疾病进展中具体关键作用。本文将结合最新研究进展，探讨斑块环境中细胞和细胞外成分如何驱动动脉粥样硬化，并重点探究如何将这些微环境因素作为治疗冠状动脉斑块的新靶点。

图1 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和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起始和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进行性炎症性疾病，始于富含胆固醇的载脂蛋白B（apo B）在中动脉和大动脉中的内皮下滞留^[1-3]。根据对滞留的反应模型，脂蛋白在动脉内膜中的捕获代表了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初始关键事件^[4,5]。沉积的低密度脂蛋白（LDL）颗粒被修饰（例如，通过氧化、糖基化或聚集），并引发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内皮功能障碍的特征是通透性增加、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降低和黏附分子上调，建立了一个促进免疫细胞浸润的促炎微环境^[6-8]。单核细胞可黏附在活化的内皮细胞上，迁移到动脉壁，并在此分化为巨噬细胞，摄取脂质形成泡沫细胞^[9]。脂质和促炎介质的持续积累也会损害巨噬细胞对死细胞的清除，导致斑块中的凋亡后坏死和坏死核心形成^[10]。该序列产生具有大坏死核心和薄纤维帽的不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些斑块可能破裂或发生浅表斑块渗出，增加血栓栓塞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如心肌梗死（MI）和卒中^[11-13]。

针对炎症的临床试验证实了病变炎症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联系。CANTOS试验表明，白介素1β（IL-1β）抑制剂卡那单抗（Canakinumab）可减少复发事件，该事件降低与降脂无关，但与更高的致命感染发生率有关^[14,15]。同样，COLCOT试验表明，低剂量秋水仙碱可减少缺血事件，尽管接受治疗的患者肺炎略有增加^[15]。这些里程碑式的试验强调，虽然减少炎症可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但保持宿主防御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在不广泛抑制免疫力的情况下解决炎症的疗法是对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一种有前景的方法。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微环境

斑块微环境——包括细胞外基质（ECM）蛋白、生物力学力和可溶性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健康动脉中，内膜ECM主要由基底膜蛋白组成，如IV型胶原、层黏连蛋白、基底膜蛋白多糖和巢蛋白（nidogen），它们提供结构支持并维持细胞稳态^[16,17]。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ECM经历了广泛的重塑^[18]。过渡基质蛋白在内皮下空间的沉积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可用促炎前视觉基质取代正常的基底膜。例如，纤维连接蛋白在斑块形成之前就在积聚于紊乱血流的动脉粥样硬化易发部位^[19]。这种富含纤维连接蛋白的基质通过氧化LDL（oxLDL）等刺激“启动”内皮细胞进行炎症激活，这与健康动脉中层黏蛋白（laminin）和胶原蛋白IV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保护信号形成对比^[2,18,20]。除外纤维连接蛋白，其他基质成分也可损伤微环境。蛋白多糖中带负电荷的糖胺聚糖（如透明质酸、硫酸软骨素等）可结合并隔离生长因子[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从而调节细胞的增殖和迁移^[21-23]。

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病变细胞通过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代谢物来改变微环境，传播慢性炎症和纤维化反应的自我放大循环，从而驱动更多的炎症和ECM重塑^[23,24]。

然而，动脉粥样硬化中ECM去除的重要方面仍然知之甚少。控制从健康基底膜向促动脉粥样硬化基质过渡的精确机制，以及改变的ECM成分如何维持慢性炎症和疾病进展，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斑块微环境在调节细胞行为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靶向微环境的治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内皮细胞-白细胞串扰

1.内皮细胞活化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优先形成于动脉分支点和弯曲处，在此处受干扰的血流会产生低而振荡的剪切应力。相比之下，高的单向层流通过驱动KLF2和KLF4的核定位来保护动脉粥样硬化，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表达和一氧化氮的产生^[25,26]。近期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保护性剪切应力诱导HEG1介导的KLF2和KLF4表达，在晚期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内皮HEG1下调。相比之下，紊乱的血流抑制了动脉粥样硬化保护性转录因子KLF2和KLF4，并激活了内皮细胞中的NF-κB和其他炎症途径^[27,28]。

此外，内皮细胞还会分泌趋化因子，如CCL2（MCP-1）、CCL5和CX3CL1，这些趋化因子会扩散到血液中。一旦被内皮选择素捕获，循环单核细胞和其他白细胞就会通过整合素（如VLA-4和LFA-1）牢固黏附。这种多步骤黏附级联可引导白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内膜。一旦转移，单核细胞就会被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CCL2和其他驱动其分化为巨噬细胞的因子激活。然后，局部微环境将塑造巨噬细胞的表型。

2.对氧化LDL的反应

这些修饰的 LDL 通过激活核因子 κB（NF-κB）、增加血管通透性、减少一氧化氮生成、上调黏附分子表达以及促进白细胞浸润来破坏内皮细胞功能（图 1A）。

带正电荷的apo B通过细胞旁或胞吞途径穿过内皮^[8]。一旦进入内皮下空间，LDL就会经历氧化修饰，并被困在带负电荷，富含蛋白多糖的内皮下基质中^[8,29-31]。这些修饰的LDL通过激活NF-κB、增加通透性、减少一氧化氮产生、上调黏附分子和增强白细胞浸润来破坏内皮细胞功能（图1）^[32,33]。

3. ECM调节的内皮反应

内皮下ECM的组成不仅能调节LDL滞留，还可通过向内皮细胞传递信号调节炎症反应^[34,35]。内皮细胞可通过整合素家族的细胞-基质受体与基底膜蛋白相互作用，传递动脉粥样硬化保护信号。例如，内皮细胞通过整合素α2β1与基底膜蛋白相互作用，发出钝性血流紊乱和ox-LDL诱导的炎症信号^[7,24]。然而，在早期动脉粥样硬化中，随着基底膜被纤维连接蛋白取代，内皮细胞转而使用整合素α5β1进行黏附。纤维连接蛋白激活整合素α5β1会放大内皮细胞的活化状态，在受干扰的血流区域形成正反馈回路^[35,36]。因此，从生物力学力到基质组成的动脉微环境，在调节内皮细胞行为、动脉粥样硬化中的白细胞募集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

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串扰

内皮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在动脉微环境中邻近并通过多种机制通信，包括直接细胞-细胞接触、旁分泌信号和细胞外囊泡^[37]。在健康的血管中，这种内皮细胞-vSMC串扰有助于调节血管张力和结构。例如，血管舒张信号一氧化氮由内皮细胞释放，内皮细胞作用于相邻的vSMC以诱导舒张，从而保持适当的血管口径和血压。

在层流条件下，内皮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量很高，vSMC保持收缩静息状态。但血流紊乱时，不仅会刺激内皮细胞，还会改变其向vSMC传递的信号。暴露于低/振荡剪切力的内皮细胞可以表现出内皮细胞到间充质转化（EndMT）表型，产生影响vSMCs的TGFβ2和IL-1β等因子。来自活化内皮细胞的TGFβ2可促使vSMC向合成型转化（图1B）。内皮衍生的IL-1β已被证明可以刺激vSMC迁移和增殖^[38,39]。这些效应说明了内皮细胞的炎症串扰如何促使vSMC远离其收缩表型。

内皮细胞和vSMC之间的另一种关键通信模式涉及miRNAs，它们可以直接或通过细胞外囊泡转移。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miR-143/145从vSMC转移到内皮细胞。这些miRNA在vSMCs中高度表达，促进收缩SMC表型。当内皮细胞与vSMC直接相互作用时会产生TGFβ，从而诱导膜纳米管形成，促进miR-143/145从vSMC转移到内皮细胞。这些miRNA的摄取会抑制内皮血管生成的活性并稳定血管^[40]。这种交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反馈回路，vSMC有助于建立动脉粥样硬化保护性的静息内皮状态。

然而，在疾病状态下，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串扰或有害。慢性炎症的干扰会减少有益信号的传递（如miR-143/145），同时放大有害信号。例如，活化的内皮细胞可能会释放驱动vSMC去分化的因子或囊泡，从而促进不太稳定的表型。同时，发炎的vSMC可能会分泌蛋白酶或细胞因子，进一步损伤内皮，加剧血管功能障碍^[41]。由于这种动态相互作用，能破坏适应不良的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串扰，甚至恢复其保护功能，或成为一种有前景的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策略。

斑块微环境中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型调节

传统认为，vSMC是动脉壁的结构细胞，负责血管收缩和扩张^[42]。在正常情况下，vSMC表现出收缩表型，其特征是在必要时收缩的可能性很高，增殖和迁移率低。vSMC收缩性相关基因，包括α-平滑肌肌动蛋白（ACTA2）、钙蛋白酶（CNN1）、转蛋白（TAGLN）、平滑肌蛋白（SMTN）和SM-MHC（MYH11）。这种收缩表型主要由肌球蛋白维持，肌球蛋白与血清反应因子（SRF）相互作用，驱动收缩基因的表达^[43-46]。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vSMC暴露于炎性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脂质介质，这些因子可以触发表型调节，这是一个收缩标志物下调并获得与其他细胞类型相关特征的过程。这种开关的驱动因素包括KLF4、NF-kB和叉头盒蛋白O3a（FOXO3A），它们在vSMC中被致动脉粥样硬化刺激激活并抑制心肌功能，从而导致收缩表型丧失，并出现合成、迁移和增殖表型。表型修饰的vSMC具有转分化为类似巨噬细胞、间充质干细胞、骨软骨生成细胞或成纤维细胞的潜力，单细胞RNA测序结合谱系追踪研究表明，晚期斑块中出现“巨噬细胞样”或“泡沫细胞样”的细胞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vSMC，而不是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47,48]。与良性巨噬细胞相比，这些来源于vSMC的泡沫细胞的胆固醇流出能力受损，或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脂质积聚。

vSMC通过整合素家族的细胞基质受体与ECM蛋白相互作用，整合素介导的信号传导在决定vSMC表型和改变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方面至关重要。例如，目前已证实，使用α5β1或αvβ3抑制剂破坏vSMC与基质蛋白（特别是纤维连接蛋白）的相互作用可以减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大小。值得注意的是，抑制整合素αvβ3可减少纤维帽形成^[7,35^]。有趣的是，虽然耗尽纤维连接蛋白会阻断内皮细胞活化，但同时可抑制vSMC的迁移和增殖，导致纤维帽变薄和ECM网络组装不良^[19]。

vSMC是病变微环境中胶原蛋白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增强纤维帽及斑块稳定性。然而，在炎性动脉粥样硬化缓解中，巨噬细胞衍生的蛋白酶，特别是基质降解酶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会积极降解胶原蛋白，削弱保护性纤维帽，损害斑块稳定性，增加斑块破裂风险^[49,50]。

值得一提的是，vSMC的表型转换是把双刃剑，在合成状态下，可通过分泌炎性细胞因子和MMPS促进斑块扩张和不稳定，但也能产生形成保护性纤维帽的ECM蛋白。病变微环境中的纤维连接蛋白可促进表型转换，参与纤维帽的形成，而富含胶原蛋白的基质可以将vSMC推向更具收缩性、产生基质的表型，从而稳定纤维帽。这种动态变化强调了vSMC的复杂作用，并强调了了解动脉粥样硬化组织微环境的重要性。

事实上，使合成型vSMC恢复到收缩表型的方法有助于稳定斑块。例如，促进 vSMC收缩程序的 miRNA - 143/145 具有保护作用，删除这些 miRNAs 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TGFβ1 信号传导通路可维持vSMCs分化状态，增加胶原蛋白的产生^[51,52]。相比之下，KLF4是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vSMC去分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动物实验表明，条件性删除vSMC中的KLF4基因有助于缩小病变，增加纤维帽厚度，减少vSMC衍生的巨噬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样细胞，同时增加αSMA+细胞^[53,54]。

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和谱系追踪方法的进展揭示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中不同的vSMC表型^[55]；基于标记物表达，可至少分为四种不同表型：收缩样、成纤维样、软骨细胞样和巨噬细胞样。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巨噬细胞可通过IL-1β调节动脉粥样硬化进展过程中的vSMC功能^[55,56]。治疗性地靶向 vSMCs 中的 KLF4 或 NF - κB 等通路，或增强促收缩信号（如心肌素 / SRF、TGFβ、miR - 143/145），可能会使 vSMCs 向稳定斑块的表型转变。

巨噬细胞在炎症消退中的高效胞葬作用（efferocytosis）

胞葬作用是巨噬细胞结合、吞噬和消化凋亡细胞的过程，其可确保有效清除细胞碎片并维持组织稳态。

具有促消化凋亡功能的巨噬细胞在消除炎症和预防凋亡后坏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巨噬细胞消耗凋亡细胞时，可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释放抗炎和促分解介质来做出反应^[57-59]。例如，胞葬作用会刺激分泌专门的促消退脂质介质（SPMs）和抗炎细胞因子，如 IL - 10、TGFβ 等。其中，IL - 10 对于炎症消退至关重要，其可通过激活 PPARγ - LXR 通路增强胆固醇流出，上调胆固醇转运蛋白 ABCA1 和 ABCG1，同时降低 TNFα、IL - 6 和 MCP - 1 水平^[60-65]。IL-10抑制炎症的一种机制是通过诱导转录调节因子Bcl-3，Bcl-3会干扰NF-κB信号，以减少Toll样受体激活时IL-6的产生^[66,67]。巨噬细胞在吞噬凋亡细胞后也会代谢这些细胞的内容物。例如，巨噬细胞对凋亡细胞衍生的精氨酸的代谢导致多胺（如腐胺和亚精胺）的产生，进一步促进溶解，亚精胺和亚精子胺可以抑制炎症的一些激活和IL-1β的释放^[60,68,69]。此外，摄入的凋亡细胞中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分解会产生SPM和氧甾醇，它们与核受体（如LXR）结合，可增加关键凋亡细胞受体MerTK的表达^[63]。

在晚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巨噬细胞的胞葬作用受损。当巨噬细胞被过多的凋亡细胞淹没并暴露在发炎的微环境中时，其吞噬和处理凋亡细胞的能力就会降低^[70]。

胞葬作用受损可导致未清除的凋亡小体积聚，这些凋亡小体凋亡后坏死，可将细胞毒性物质和促炎分子释放到斑块中，从而导致坏死核心扩大，炎症程度加重，进而增加斑块不稳定性^[71]。

通过基因和药物手段恢复胞葬作用，能增强斑块稳定性相关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减小坏死核心、增加纤维帽厚度^[72]。例如，用拮抗性抗体阻断正常情况下通过 SIRPα 抑制巨噬细胞吞噬作用的 “别吃我” 信号 CD47，可恢复胞葬作用，增强凋亡细胞的清除，减小坏死核心大小，使斑块整体趋于稳定^[73]。同样，过表达抗切割的MerTK或靶向MerTK的负调节因子，如CAMKIIγ，可以改善斑块稳定性的特征^[74,75]。

最近发现，胞葬作用可触发具有促消退表型的巨噬细胞的增殖爆发。凋亡细胞衍生的核苷酸激活DNA-PK–Akt–Myc通路，并通过“胞葬作用诱导的巨噬细胞增殖（EIMP）”过程驱动专门用于促进炎症消退的巨噬细胞亚群扩增。这些巨噬细胞可产生高水平的IL-10和TGFβ，并能迅速吞噬额外的凋亡细胞，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以恢复体内平衡^[58]。

然而，在炎性微环境中，这种有益环路很容易被破坏。在晚期动脉粥样硬化中含量丰富的TNFα和IL-1β，可促进ADAM17依赖性的MerTK蛋白水解切割，从而显著抑制胞葬作用^[76]。因此，恢复有效的胞葬作用是稳定易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治疗策略。

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串扰

斑块内巨噬细胞和vSMC之间的相互作用显著影响病变的发展方向（向不稳定or 愈合为稳定纤维斑块），从而产生有益和有害的影响。

从有利方面来看，参与胞葬作用的巨噬细胞会释放支持vSMC功能的介质。例如，IL-10减弱PDGF或LPS诱导的vSMC增殖和迁移，从而可能限制内膜增生^[66,77]。如前所述，TGFβ促进vSMCs的收缩表型，同时也刺激胶原蛋白合成，还可抑制炎症介质（如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IL-6的vSMC表达，进一步促进稳定的斑块环境^[78-80]。此外，巨噬细胞在胞葬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是 vSMCs 的重要信号。近期研究表明，巨噬细胞代谢凋亡细胞产生的乳酸会促使vSMCs进入修复性、基质产生的状态^[81]。巨噬细胞在胞葬作用后产生的多胺可能对vSMCs具有类似的促纤维化作用^[23,82]。这些相互作用共同表明，巨噬细胞的胞葬作用可促进vSMC介导的斑块稳定性。

相反，促炎巨噬细胞可以驱动vSMC功能障碍，导致斑块不稳定。例如，在共培养实验中，ox-LDL激活的巨噬细胞已被证明可以触发附近vSMC的表型转换，将它们推向巨噬细胞样通过炎性小体信号传导^[83]。巨噬细胞释放的蛋白酶，如MMP-9和MMP-13，还会积极降解斑块微环境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84,85]。此外，过度的巨噬细胞激活会使胶原蛋白降解速度超过 vSMCs 的合成速度，削弱纤维帽，增加斑块不稳定性。促炎介质，如TNFα，可以诱导vSMC凋亡，同时抑制胶原蛋白合成，进一步削弱纤维帽[86]。最新证据还表明，巨噬细胞可通过分泌刺激vSMC成骨程序的因子来促进斑块钙化，或使斑块更容易发生界面脱粘^[87]。最终，巨噬细胞-SMC相互作用对斑块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分解和炎症巨噬细胞表型之间的平衡。

针对斑块微环境的治疗策略

对斑块微环境日益深入的了解，推动了直接作用于病变细胞而非仅针对全身风险因素的临床前疗法的发展。一种有前景的方法是设计纳米粒子，将药物直接输送到动脉粥样硬化损伤，提高局部生物利用度，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脱靶效应。同样，用巨噬细胞靶向配体修饰的纳米粒子已被用于递送抗炎剂，如IL-10、秋水仙碱和雷帕霉素，以有效减少血管炎症^[88-90]。有学者已经提供了有效载荷来增强有效的红细胞生成，例如在其表面呈现MerTK的纳米粒子，从而促进凋亡细胞的清除，并显著减轻了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91]。使用纳米粒子递送的RNAi来沉默黏附分子ICAM-1、VCAM-1和E-选择素的多靶点策略同时减少白细胞募集和斑块炎症^[92]。

近年来，核受体激动剂在病变细胞中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将LXR激动剂GW3965包裹在靶向纳米颗粒中，可增强斑块巨噬细胞的胆固醇清除，同时避免肝脂肪变性，从而使患者在抗动脉粥样硬化方面获益^[93]。

同样，使用吡格列酮等药物可激活PPARγ，促进IL-10的产生并增强有效细胞化。负载吡格列酮的纳米颗粒可通过推动巨噬细胞极化向促分辨表型发展，以预防小鼠斑块不稳定的特征^[94]。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增强凋亡细胞清除率已成为斑块稳定性的一种有前景的策略。一种方法针对抑制性CD47-SIRPα通路，其中用拮抗抗体或肽阻断“不要吃我”信号CD47可以重新激活巨噬细胞的胞葬作用，降低斑块坏死核心和缩小病变面积。另一种方法是补充促效因子^[95]。例如，注射重组膜联蛋白A1或消退素（resolvin） D1可以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96]。此外，通过与MerTK外结构域融合的纳米载体将MerTK受体本身递送至病变的新策略已被用于直接促进斑块中凋亡细胞的摄取^[91,97]。

在临床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正在改进减弱斑块中特定细胞因子信号的疗法。用卡那单抗中和IL-1β已被证明可以减少心血管事件^[14]。除降低炎症外，IL-1β的抑制还促进了源自vSMC和其他基质细胞的成纤维样细胞的积累，从而增加了纤维帽厚度^[56]。这一发现表明，阻断IL-1β不仅可以减轻炎症，还有利于改变斑块中的细胞组成。同时，低剂量秋水仙素（广泛抑制炎症，包括巨噬细胞产生IL-1β和IL-18）已成为冠心病的潜在辅助疗法^[15]。正在进行的研究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药物的抗炎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免疫抑制风险。

一个创新性研究领域涉及在体外将免疫细胞重编程为抗动脉粥样硬化状态后再回输。单核细胞可通过代谢“训练” 获得促消退表型。例如，用 4 - 苯基丁酸（4-PBA）体外处理人单核细胞可诱导其维持持续的抗炎表型。当将其重新引入小鼠体内时，这些4-PBA介导的单核细胞会回到病变所在地并改善动脉粥样硬化。从机制上讲，经过训练的单核细胞显示出黏附分子（ICAM-1）和化学引诱剂（CCL2）的表达降低，这是由于TLR信号调节器的抑制，以及细胞管家功能的恢复，如过氧化物酶体自噬（pexophagy）。这些经过训练的单核细胞还会上调表面蛋白CD24，CD24可以与其他免疫细胞上的唾液酸结合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Siglec）-10结合，传递抑制性信号。通过这种机制，CD24训练的单核细胞抑制斑块微环境中中性粒细胞、T细胞和B细胞的活性，共同减少炎症^[98]。尽管仍处于临床前阶段，但这些基于细胞的疗法突显了在斑块微环境中调节细胞功能的潜力。

结语

目前对动脉粥样硬化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严格以脂质为中心的观点，涵盖了斑块微环境中细胞和细胞外成分的复杂相互作用。单细胞转录组学、命运映射模型和代谢组学的进展揭示了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细胞表型的前所未有的异质性，其中一些导致了慢性炎症，而另一些则得到了解决^[56,99,100]。将这些见解转化为新疗法将需要持续整合尖端技术。多组学方法提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全面分子景观，而高分辨率成像技术，如MALDI质谱成像，能够对关键代谢特征进行空间映射。此外，人工智能和系统生物学正成为破译控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复杂调控网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这些新的见解可以指导精确疗法的发展，例如那些增强传出细胞作用和促进胶原蛋白组装，同时抑制导致斑块扩张和破裂的途径的疗法。最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高度动态的微环境，免疫细胞、vSMC和ECM成分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塑造了疾病结果。通过调节靶向斑块微环境细胞表型、基质重塑或精确给药是缓解斑块不稳定性和预防急性心血管事件的一种有前景的策略。

专家简介

郑刚教授

•现任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特聘专家

•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中国心力衰竭学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天津工作组副组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分会委员。天津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医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医师协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双心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心脏学会理事、天津市心律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房颤中心联盟常委。天津市医药学专家协会第一届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药理学会临床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编委，《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特邀审稿专家，《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审稿专家，《华夏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国心血管杂志》常务编委，《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第四届编委，《世界临床药物》杂志编委、《医学综述》杂志会编委、《中国医药导报》杂志编委、《中国现代医生》杂志编委、《心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审稿专家

•本人在专业期刊和心血管网发表文章948篇其中第一作者759篇，参加著书11部

•获天津市2005年度“五一劳动奖章和奖状” 和 “天津市卫生行业第二届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称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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