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员晨，高昌俊，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麻醉手术科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肿瘤的新发病率呈明显增长趋势，肿瘤患者由于治疗固有的伤害、对于生存的期望以及对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影响会导致长期的心理压力、持续的生理心理应激，从而导致抑郁或焦虑。手术治疗作为绝大多数早中期实体肿瘤治疗的基础，成为肿瘤治疗的首选方式。

然而，肿瘤患者接受手术及术后伴随的辅助化疗、放疗等产生的应激反应、副作用给患者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不适，经常表现为术后慢性疼痛、焦虑、抑郁、失眠、烦躁等负面心理情绪。焦虑抑郁是包括身体、情感、社会因素的一种心理障碍，在恶性肿瘤患者的整个生存轨迹中普遍存在，心理尤其是肿瘤术后患者的常见心理困扰，往往被忽视或未被识别，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舒适度、治疗依从性、治疗费用、免疫功能、康复时间以及生存期等。

心理痛苦已经成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疼痛后的第六大生命体征。近年来，随着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以减少手术患者的生理心理创伤应激反应为目的的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发展与应用、医患对生活质量重视程度的提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应用以及肿瘤姑息治疗的深入开展，除以往关注的生存时间、肿瘤复发等诊疗结局之外，肿瘤术后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亦成为医患和相关研究人员备受关注的临床问题和研究热点。为了深入全面了解肿瘤术后焦虑抑郁临床研究进展，本文综述了肿瘤术后焦虑抑郁流行病学、发生因素、非药物干预方式、药物干预方式等，为肿瘤术后焦虑抑郁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肿瘤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流行病学资料及不良影响

现阶段肿瘤治疗模式是以手术治疗为主，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等为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但是，手术、放化疗等可加重患者负面情绪的产生，并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研究发现接受乳腺切除术的乳腺癌患者，面对身体形象的改变，容易出现角色适应不良、社会功能障碍和无意义感等负性情绪，流行病学数据表明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焦虑的患病率为49%，抑郁的患病率65%~78%，44.5%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同时存在焦虑和抑郁。

其次，近些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检出甲状腺癌，外科手术治疗是应用最广泛的治疗方法，虽然可以降低复发率，长期结局相对乐观，但甲状腺全切术后患者会出现永久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丧失、喉神经损伤等风险。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全切除术后青年患者，由于复发转移恐惧、婚育担忧、形象紊乱顾虑等，青年患者极易发生焦虑抑郁。流行病研究报道甲状腺癌术后患者的焦虑发生率为42.77%。

胸外科手术时间长、创伤较大，患者出院后多存在慢性咳嗽、气促、伤口疼痛等症状，这种长期的慢性躯体不适应导致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一项源自韩国95家医院接受食管癌手术的7 039名成年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608例患者（8.64%）在食管癌手术后1年内被诊断为新发抑郁症。

此外，研究发现，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焦虑发生率为20.90%，前列腺癌术后的抑郁发生率为10.00%。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期间，神经外科肿瘤手术患者的焦虑发生率高达18.44%。由此可见，肿瘤患者手术后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居高不下。所以，在肿瘤患者手术治疗的同时，还应关注术后抑郁焦虑及其对患者后期疾病进展、生活质量的影响。

焦虑抑郁参与肿瘤发生发展，其会使机体的免疫反应受损，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引起免疫抑制，导致免疫力受损，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进展。而且，抑郁焦虑会导致DNA损伤增加、体细胞积累突变、改变DNA的修复和抑制细胞凋亡，这都与肿瘤的发生和结局密切相关。如乳腺癌伴发抑郁症患者，比普通乳腺癌患者复发风险增加24%，死亡风险增加30%。

一项最新涉及282 203例乳腺癌患者的mate分析研究亦证实，抑郁、焦虑以及两者的结合都与乳腺癌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而且抑郁是乳腺癌特异性死亡率的危险因素，抑郁与焦虑相结合全因死亡率最高。另外一项关于接受食管癌手术患者新发抑郁的队列研究发现，在多变量Cox回归分析中，既往抑郁症组的1年全因死亡风险比没有既往抑郁症的组高1.27倍。

除此之外，抑郁焦虑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疼痛、认知功能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据报道接受手术的肿瘤患者中，约3/4的患者术后疼痛为中度、重度疼痛，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为3%~85%。有证据表明，焦虑抑郁会加剧疼痛强度，促进疼痛慢性化转变，有纵向证据表明，治疗期间焦虑抑郁的改善可以改善疼痛情况，如疼痛强度、残疾结局。

另外，许多抑郁症患者描述存在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信息加工能力减退、缺乏信心等，这些症状都是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研究表明认知障碍普遍存在于抑郁症的前驱期、急性发作期和缓解期，其中急性期发生率为76.9%~94.0%，缓解期发生率为32.4%~44.0%。因此，关注肿瘤手术患者术后焦虑抑郁，规避风险因素，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手术患者生活质量、肿瘤进展、生存期等。

2. 肿瘤术后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因素

2.1 人口学因素

影响肿瘤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的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相比于男性，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同时病情也更严重、复杂。研究人员通过对英国生物库数据进行性别特异性抑郁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女性中有11个基因位点，而男性中仅有1个基因位点与抑郁表型显著相关。以往研究认为老年人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功能受损、生理残疾及服务使用率成本高有关。

但最新研究报道，年轻肿瘤患者在治疗期间，近90%的患者经历了痛苦症状，每年在美国约有近90 000名年轻肿瘤患者因症状负担重、总体存活率低和复杂的心理社会情况而需要安宁缓和疗护。年轻时期往往是人努力建立自己身份的重要时期，然而，这种正常发展对于年轻肿瘤患者来说是被打断的，他们面临着形象、自尊、社交、生育等问题困扰，甚至面对死亡，这使得年轻患者成为焦虑抑郁发生的高危人群。

其次，婚姻状况与抑郁焦虑密切相关，单身，离婚或丧偶的肿瘤患者可能缺乏情感支持，应对物质和心理压力的能力不足，从而导致焦虑和抑郁症的易感性增加。研究发现，处于高危险区间的未婚者比处于低危险区间的未婚者发生焦虑抑郁的风险高12.11%，而处于高危险区间的已婚者比处于低危险区间的已婚者低13.16%。

此外，文化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患者对疾病的理解能力和寻求资源帮助的能力，与低文化程度患者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对肿瘤的认识较全面，能够更理性地关注肿瘤的治疗和预后，并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思考对其进行目的性的思想斗争，从而改变认知图式、发现益处，进行自我情绪调节。

2.2 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

一项结直肠癌不同手术方式后产生焦虑、抑郁的研究，纳入了114名结直肠恶性肿瘤患者，分别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加化疗、手术加放疗，结果显示与单纯手术组相比，接受手术加化疗和接受手术加放疗的患者更容易发生焦虑、抑郁症。可能因为经历过手术加化疗和手术加放疗的患者比单纯行外科手术的患者承受更多的治疗副作用，造成更多生理上的痛苦，加重了心理负担。在胃癌手术中，与常规腹腔镜胃癌手术相比，单孔腹腔镜胃癌手术后患者焦虑情绪更低、术后生活质量更高。对于结直肠癌患者，肠造瘘的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和程度往往高于未行肠造瘘的患者。

其次，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患者更易出现心理问题。这是由于并发症会增加患者生理上的痛苦和不适，造成住院时间延长和住院费用增加，使得患者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焦虑或抑郁等负性情绪。比如肿瘤术后疼痛控制不佳可导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尤其对于中度及重度疼痛患者来说，疼痛引发的焦虑和无助感明显较高，增加各类并发症发生率，延长手术患者住院时长，甚至导致慢性疼痛，影响手术患者中长期的生活质量。

肿瘤化疗患者发生急性化疗相关恶心呕吐，其家庭照顾者中焦虑发生率为42.0%，抑郁发生率为43.3%；若化疗患者出现延迟性化疗相关恶心呕吐，则27.9%的家庭照顾者出现焦虑。而且肿瘤手术、放化疗后的焦虑抑郁也会加重恶心呕吐，形成恶性循环。术后化疗诱导的周围神经病变是一种常见的，与化疗药物相关的剂量相关性不良反应，50%~90%的化疗患者会发生周围神经病变，其中30%~40%会转变为慢性神经不良反应，包括痛感异常、麻木、肢体活动障碍、感觉共济失调等，这些都是抑郁焦虑的高风险因素。

2.3 其他因素

不同种类肿瘤患者焦虑抑郁风险存在差异，例如生殖系统肿瘤及乳腺癌患者抑郁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癌种，可能因为关系到女性特征、性问题、生育能力丧失等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加之女性患者的感情较细腻而脆弱，一旦患妇科恶性肿瘤，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生理健康，还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心理健康。其次，社会支持是影响恶性肿瘤患者产生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高社会支持与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

一项涉及947例结直肠癌患者手术后12个月的社会支持情况研究表明，给予更多来源于亲人、朋友、医务工作者等的社会支持，可给予患者生理症状的改善和心理上的温暖，帮助患者应对疾病的困境，重拾信心，建立希望，能让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病率降低。此外，根据压力的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理论，人格作为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恶性肿瘤患者的抑郁情绪，也可能作为中介或调节因素，缓冲个体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除此之外，大部分肿瘤患者除了手术治疗外，还包括放疗、化疗或免疫疗法及多次CT和MRI检查等频繁诊疗。肿瘤治疗引起的物质困境（包括个人医疗支出和就业、收入中断）和应对行为（例如削减食物和必要的药物开支），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研究显示经济状况与焦虑、抑郁相关，经济状况好的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低，收入水平低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焦虑、抑郁的产生。

3. 肿瘤术后焦虑抑郁的干预治疗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于2023年4月发布了《成年癌症幸存者焦虑和抑郁的管理指南》推荐使用阶梯式、渐进式的管理模式，即评估后根据症状严重程度提供不同等级强度的干预，以获得最大的治疗效益。开始药物治疗前，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等心理治疗手段应首先加以考虑。药物治疗也可考虑用于既往药物治疗有效、症状严重或伴有精神病性特征的患者。

3.1 非药物治疗

临床指南将社会心理干预作为抑郁焦虑的一线治疗方式，推荐使用CBT、行为激活（behavioral activation，BA）、基于正念的减压训练（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人际关系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IPT）、接纳和承诺治疗（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等，形式上可采取个体、团体及远程治疗。

CBT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聚焦于问题解决、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循证依据明确，结构化访谈评估清晰，治疗短程高效，CBT对焦虑抑郁障碍、强迫障碍、应激障碍等心身问题均具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和明确的治疗效果，被众多指南推荐为一线治疗方案。CBT帮助来访者识别、评估以及应对其心理或生理功能障碍的想法和行为，以更现实、具有适应性的想法和行为生活，改善不良情绪，最终成为自己的治疗师。

其中，网络认知行为治疗（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ICBT）作为焦虑抑郁的一种有效的新型干预方法，可以解决传统心理疗法的时空局限、参与人数限定等诸多问题，例如，针对部分肿瘤术后患者化疗间歇期来院不便、缺乏患者团体的互相交流与支持、医护人员对患者不良情绪的动态干预与追踪困难等。基于网络团体CBT对肿瘤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研究发现，ICBT能最大限度地促使肺癌术后、乳腺癌术后患者控制自身思维及行为，自主调节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及心理痛苦，调整睡眠意向，缓解睡眠障碍，改善生存质量。

BA疗法通过增加积极、愉悦和有意义的活动以及减少消极、无趣和有害的活动，来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BA疗法与认知行为疗法的行为部分重叠，但与其聚焦思维模式并不相同，BA是“由外及内”的治疗方法，它告诉人们行为与情绪是相关联的，所以通过改变行为、情绪也可以得到改变。研究发现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接受BA治疗的患者与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的患者恢复程度差不多。

近年来，基于正念干预（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MBI）已成为治疗癌症相关痛苦和情感障碍的有效干预措施。荟萃分析研究显示，参与MBI的患者焦虑抑郁、疲乏和压力感显著降低，所有癌症类型患者的生活质量都显著提高。

一项接受正念干预的转移性乳腺癌妇女的随机试验结果表明，正念干预后1年抑郁评分改善的患者存活率明显好于评分恶化的患者（53.6个月vs 25.1个月）。MBSR是最广泛的MBI研究方向。一项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评估并比较了MBSR和艾司西酞普兰在治疗焦虑症方面的优劣效果，研究显示，MBSR在治疗焦虑症方面不劣于艾司西酞普兰，MBSR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相关的不良事件更少。

ACT是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旨在通过提高患者的心理灵活性，从而减少消极认知、不良感受和痛苦症状等对自身的干扰，真正接纳自身与疾病的共存状态，并投入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一项关于癌症患者的ACT系统评价研究纳入19项随机对照试验（1 643例癌症患者），研究结果提示ACT更适合用于改善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在癌症诊断早期即应用ACT是有必要的。

IPT是一种短期的聚焦疗法，抑郁焦虑症状的产生与人际关系、社会角色、社会支持、社会依恋方面出现的困难有关，因此这些问题可作为治疗抑郁焦虑症状的适当目标。IPT是有效的焦虑抑郁症治疗措施，可以作为维持治疗，防止焦虑抑郁复发。其效果在青少年、怀孕和产后妇女、老年患者的疗效也得到了证实，但在肿瘤术后相关焦虑抑郁中的应用鲜有报道。

3.2 药物治疗

尽管肿瘤术后焦虑抑郁药物治疗的证据不足且存在局限性，但经验上有一些有益的证据，对于在一线社会心理行为治疗未显效、缺乏心理行为治疗资源或难以获得、患者倾向于药物治疗、既往药物治疗有效或症状严重或伴有精神病性特征的患者，权衡利弊，可考虑药物治疗作为一种替代或补充治疗方案。

3.2.1 抗焦虑药物治疗

临床常用的抗焦虑药物有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5-羟色胺（5-hydroxytrptamine，5-HT）类/去甲肾上腺素类抗抑郁药、混合抗抑郁药、苯二氮䓬类药物、抗精神病药物、抗组胺药等。

5-HT系统在焦虑障碍的病因学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抗焦虑的一线药物主要是5-HT类药物，包括5-HT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和5-HT-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SNRIs）等。社交焦虑障碍可选用舍曲林、艾司西酞普兰、帕罗西汀等；广泛性焦虑障碍可选帕罗西汀、文拉法辛。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有丁螺环酮和坦度螺酮，该类药物的优点为不良反应轻微，没有依赖性和耐药性，缺点为起效较慢，适用于慢性焦虑。

混合抗抑郁药如米氮平对睡眠和食欲有积极影响，对于老年人的总体安全性良好，与SSRIs和SNRIs相比不良反应较少，对改善焦虑有一定效果，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与SSRIs及SNRIs产生协同效应，减轻SSRIs常见副作用。安非他酮是一种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该药作为抗焦虑的单一疗法的研究有限，临床上一般作为辅助药物来抵消其他抗抑郁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苯二氮䓬类药物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氯硝西泮、劳拉西泮，目前不推荐为治疗焦虑的一线用药。症状早期短时间可用于应激所致广泛性焦虑样反应，严重的焦虑、惊恐发作；或与其他药物联用，在治疗初期其他药物疗效尚不明显时，其对焦虑的躯体症状有较好效果，亦可减轻SSRIs治疗早期的激活效应。

该类药物容易产生耐受性，特别是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易成瘾，不宜单一长期使用，通常建议2~3周，一般不超4周。鉴于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焦虑障碍的有效性，以及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作为γ-氨基丁酸受体拮抗剂，可能带来的潜在益处，临床会有超说明书用药用于治疗焦虑。研究报道围手术期使用普瑞巴林可以显著缓解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改善术后睡眠质量及疼痛程度，且未加重不良反应，安全性较好，可能为术后情绪障碍及睡眠障碍的干预提供新策略。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可以阻断5-HT2A受体，引起多巴胺脱抑制性释放，起到缓解焦虑抑郁作用，目前已有多种抗精神病药被超适应证用于抗焦虑，但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该类药物高代谢副作用风险，对胰岛素抵抗的负面作用，且缺乏大规模的纵向研究对抗精神病药治疗焦虑的疗效进行评估，一般不推荐使用。

羟嗪是研究最多的治疗焦虑的抗组胺药，也是唯一被FDA批准用于治疗焦虑的抗组胺药，通常作为苯二氮䓬类药物的替代治疗药物用于住院和门诊患者的焦虑、恐慌发作和失眠。普萘洛尔是一种β-肾上腺素能拮抗剂，临床上被广泛用于社交焦虑和表现焦虑，但目前尚缺乏研究支持。

3.2.2 抗抑郁药物治疗

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包括SSRIs、SNRIs、去甲肾上腺素及特异性5-HT能抗抑郁剂（noradrenergic and specific serotonergic antidepressants，NaSSAs）、三环类和杂环类药物（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TCAs）、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MAOIs）等。其中，国内外指南推荐单药治疗抑郁症的一线用药主要包括：SSRIs主要有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等；SNRIs常用的药物有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效果与SSRIs相当，其中文拉法辛单独使用时的临床治愈率优于SSRIs类药物。二线治疗用药主要包括NaSSAs以米氮平为代表，缺乏治疗抑郁症的高等级临床证据；TCAs以丙咪嗪、阿米替林、多塞平等药物为代表，在伴有焦虑症状的重度抑郁症中疗效明确，但临床应用中存在安全性及耐受性问题。

其他抗抑郁剂，如褪黑激素（melatonin，MT）受体MT1、MT2激动剂以阿戈美拉汀为代表，其可能通过使生物节律恢复同步化而起到抗抑郁作用，在疗效及预防复发方面优于安慰剂，整体疗效与SSRIs及SNRIs相当。多模式抗抑郁药物以伏硫西汀为代表，通过抑制5-HT转运体介导的5-HT再摄取，同时调节多种5-HT受体活性而发挥抗抑郁作用，其疗效与SSRIs及SNRIs相当。

对于难治性抑郁症，可考虑联合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FDA已批准阿立哌唑、喹硫平缓释片、奥氮平及依匹哌唑可与抗抑郁剂联用，作为的增效治疗。MAOIs在临床中已逐渐被淘汰，不予推荐。

氯胺酮是一种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的拮抗剂，临床上主要用于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镇静及镇痛。近年来研究发现氯胺酮能产生快速而持续的抗抑郁作用。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亚麻醉剂量的R-氯胺酮对难治抑郁症具有快速且持久的抗抑郁作用，且R-氯胺酮较S-氯胺酮有更快、更持久的抗抑郁效果。

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使用艾司氯胺酮静脉镇痛泵可以明显降低术后疼痛评分，改善焦虑、抑郁情绪，减少阿片类镇痛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满意度，有利于促进患者快速康复。然而，与安慰剂相比，氯胺酮增加了恶心和呕吐、头痛、幻觉和头晕的风险，尤其是在单剂量给药后。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实现氯胺酮的最佳抗抑郁效果和最小副作用的最佳方案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挑战。

除此之外，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药物如孕酮受体和糖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米非司酮、神经激肽受体拮抗剂如NK1R拮抗剂阿瑞匹坦，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调节剂如NSI-189，天然药物如补肾壮阳药的巴戟天、优欣定胶囊、奥生乐赛特胶囊，临床研究发现上述药物具有一定的抗焦虑抑郁作用，这为未来肿瘤术后焦虑抑郁的研究与治疗带来新思路、新方向。

3.2.3 肿瘤术后焦虑抑郁药物治疗注意事项

肿瘤术后焦虑抑郁患者，抗焦虑抑郁药物的选择应视患者的具体临床情况而定，尤其要考虑与化疗药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骨髓抑制、低钠等不良症状，以确定选择更安全、有效的药物。

SSRIs类药物存在诱发低钠血症的风险，尤其虚弱的老年患者、女性应避免使用。氟西汀和帕罗西汀可抑制他莫昔芬向活性代谢物的转化。此时，使用他莫昔芬的乳腺癌患者，应避免使用，建议使用文拉法辛或西酞普兰，文拉法辛还可同时改善患者的潮热症状。米氮平和米安色林存在诱发粒细胞缺乏的风险，对于术后尤其联合放化疗的的患者，容易出现白细胞低，应避免使用。

针对血小板低的患者，应避免使用SSRIs，此类药物可升高出血风险。TCAs，尤其是氯米帕明、多苏立平及高剂量的阿米替林可降低惊厥阈值，对惊厥阈降低的患者，此时建议使用诱发惊厥的风险较低的舍曲林。肿瘤术后镇痛或止吐使用芬太尼、曲马多、昂丹司琼的患者，化疗使用抗肿瘤药物如甲基苄肼的患者，应避免使用SSRIs或SNRIs，此类联用可诱发5-HT综合征。

对于使用昂丹司琼或大部分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特别是Vemurafenib）的患者，应避免使用可延长QTc间期的药物如TCAs及喹硫平，联用可升高QTc间期延长的风险，甚至诱发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针对接受抗叶酸化疗（甲氨蝶呤或培美曲塞）的患者，建议考虑使用氟西汀。

在开始药物治疗阶段需要注意对患者进行关于服药的患者教育，从低剂量开始，滴定加量，尽可能单一用药，足剂量、足疗程用药。在药物减停阶段应逐渐减少药物剂量，密切观察。减药过程中出现症状，应及时加回到之前的剂量。

4. 结束语

肿瘤术后焦虑抑郁会给患者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或直接影响预后。但是，目前肿瘤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识别和治疗。如何筛查、评估、干预、转介此类问题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临床问题。

焦虑抑郁潜在风险因素复杂多样，包括遗传、大脑化学、应激事件、医疗状况和生活方式等，这些因素可能存在肿瘤手术前、术中、术后，所以，诊疗过程中应该强调贯穿整个围术期焦虑抑郁的风险防范与干预，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去除风险因素、术前心理教育、择优麻醉镇痛方式等降低围术期应激反应，减少焦虑抑郁发生，促进患者快速康复。针对肿瘤术后焦虑抑郁采取阶梯式、渐进式的干预策略，以社会心理治疗作为一线首选方案，对于在一线社会心理行为治疗不可获得或未显效，既往药物治疗有效，症状严重或伴有精神病特征的患者，权衡利弊，可考虑药物治疗作为一种替代或补充治疗方案。

其次，近年来，针对肿瘤术后抑郁焦虑的预防治疗，也出现了一些新治疗方案、新技术、新药物的临床研究与实践，效果可观，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还存在临床研究样本量少、质量参差不齐等局限，有待进一步临床探究与确证。

来源：员晨,高昌俊.肿瘤术后患者焦虑抑郁风险因素及干预研究进展[J/OL].空军军医大学学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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