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我围绕《ADC 2.0时代，保膀胱新进展与思考》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在我看来，所谓"ADC 2.0时代"的保膀胱治疗，其内涵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一、ADC药物技术的迭代升级。 ADC的概念虽提出已久，但经过多年攻关，药物技术已取得长足进步。初代ADC药物多为单靶点设计，采用非定向、随机偶联方式，代谢稳定性差、脱靶效应显著，不良反应较为突出。进入ADC2.0时代，以维恩妥尤单抗、维迪西妥单抗及靶向EGFR、HER2、TROP-2等新型ADC为代表，载荷优化、偶联技术与靶向精准度均显著提升，疗效与安全性随之改善。ADC药物自身的进步，为保膀胱治疗奠定了更坚实的药物基础。

二、保膀胱治疗理念的范式革新。ADC药物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实现了质的飞跃——客观缓解率（ORR）和pCR较传统化疗联合免疫方案提升约30~40%。传统新辅助化疗的pCR率仅约30%，意味着约70%的患者在术后仍存在肿瘤残留，根治性膀胱切除术 （RC）难以避免。而ADC联合免疫治疗则带来了突破性进展——以EV-303/304、SHR-A2102及RC48-C017等研究为代表，其pCR率较传统化疗方案绝对提升约20~30个百分点，达到接近50%的水平，即近半数患者在切除膀胱后已检测不到肿瘤细胞。

这一疗效跃升带来了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对于达到pCR的患者，若按现行标准接受RC，虽然远期预后良好，但我们是否存在"过度治疗"之嫌？器官的不可逆丢失，对患者远期生活质量乃至生存均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药物治疗突飞猛进的当下，2.0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保膀胱治疗策略。

当前指南推荐的同步放化疗（TMT方案）虽是循证医学证据等级最高的保膀胱方案，但这一方案诞生于二三十年前的治疗时代——彼时药物选择极为有限，仅有铂类、丝裂霉素或吉西他滨等化疗药物可用。而在药物治疗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1.0时代"的标准方案进行重新评估。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提示，对于接受全身新辅助治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合适患者，选择性地实施保膀胱策略是可行的。这正与当前精准医疗背景下个体化、精准化保膀胱治疗的方向高度契合。

在药物疗效显著提升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重新思考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的治疗路径——从"一刀切"走向"精准选择"，在确保生存获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器官功能与生活质量。

在高危NMIBC患者中，保膀胱治疗同样备受关注。这部分人群约占所有膀胱肿瘤患者的50%，肿瘤尚属早期，保膀胱意愿极为强烈。目前卡介苗（BCG）灌注治疗在国内的应用经验日益丰富，但高危患者接受BCG治疗后复发率仍达约40%。根据现有指南，此类患者通常被推荐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然而患者的保膀胱意愿极其强烈，临床决策面临现实困境。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中心于前年启动了针对极高危（VHR）患者的探索性研究，筛选HER2表达阳性人群，采用新型药物联合BCG治疗。经过两年随访，近期疗效令人满意，不良反应整体可控。去年我们进一步启动了全球三期随机对照研究，旨在验证：在卡介苗灌注基础上联合维迪西妥单抗，是否能够较标准方案取得更优疗效。前期数据已显示出积极信号，国内多家中心的相关研究（如Formula-01研究）也报告了良好的近期疗效结果。

综合来看，高危NMIBC患者的治疗方案革新，将是未来保膀胱领域非常重要的探索方向。当前，我们既有全身治疗药物，也有成熟的卡介苗灌注方案，白介素-15联合PD-1的融合蛋白等新型药物也在不断涌现。在今年的欧洲泌尿外科学会（EAU）年会上，叶定伟院长代表中心向全球报告了这一创新性药物的初步数据。可以预见，未来高危NMIBC的保膀胱治疗将呈现"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无论是灌注治疗还是全身联合局部治疗，均能取得较单一局部治疗更好的疗效，但全程须高度重视不良反应的管理与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