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赟说|瑞评|“泰山”登顶,尿路上皮癌ADC的下一站是B7-H3吗?
发布时间:2026-09-25   

真正需要回答的是:EV之后,新的ADC能否同时跨过靶点逃逸(target escape)与载荷耐药(payload resistance)两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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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尿路上皮癌ADC的并行治疗路径与序贯问题 ;EV与DV为并行的已验证ADC路径,B7-H3用于讨论既往ADC暴露后的待验证空间。

张瑞赟|2026年9月

开篇|B7-H3 ADC 登顶NEJM

2026年9月13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与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Lung Cancer, WCLC)同步公布TAISHAN-302研究。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领衔,这项开放标签、随机、对照Ⅲ期研究纳入451例一线含铂治疗期间或之后进展/复发的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 SCLC)患者,比较B7-H3 ADC依康坦博妥塔单抗(tambotatug pelitecan, Tam-Peli;YL201,宜联生物)与拓扑替康。Tam-Peli将中位OS从9.4个月延长至13.3个月(HR 0.46,95% CI 0.35–0.62;P<0.001),中位PFS从2.8个月延长至7.4个月(HR 0.29,95% CI 0.23–0.37;P<0.001),确认ORR为59.1% vs 9.7%。≥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55.4%和77.9%;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病/肺炎发生率分别为4.9%和1.4%。[1]

对于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在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 UC)中的治疗位置已从后线进入一线,并进一步前移至围手术期。Nectin-4 ADC维恩妥尤单抗(enfortumab vedotin, EV)已成为晚期UC的一线标准;EV-303/KEYNOTE-905和EV-304/KEYNOTE-B15又将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推进至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的围手术期。[2][3][4] HER2 ADC维迪西妥单抗(disitamab vedotin, DV)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则在中国建立了HER2表达晚期UC的一线随机Ⅲ期证据。[5]

对后来者而言,问题已经不是“UC对ADC是否敏感”,而是患者接受EV或DV后,下一款ADC还能否在靶点、载荷和治疗窗上形成有临床意义的差异。B7-H3之所以值得讨论,一方面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Nectin-4和HER2的表面靶点;另一方面,部分B7-H3 ADC采用拓扑异构酶I(topoisomerase I, Topo-I)抑制剂类载荷,使靶点和载荷类别可以同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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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是:B7-H3在EV/DV经治后、尤其治疗后进展的UC中具有合理的生物学和药物开发依据,但其临床价值仍需由UC临床疗效数据验证。

B7-H3真正需要验证的,不是“第三个高表达ADC靶点”这一标签,而是在EV/DV经治后,靶点与载荷类别的双重切换能否转化为不同于既往ADC的临床活性。

一、为什么讨论B7-H3?

EV已经深刻改变了晚期UC的一线疗效基线。EV-302中,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为31.5个月,化疗组为16.1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分别为12.5个月和6.3个月。[2]

HER2 ADC(RC48)也已通过大Ⅲ期验证。RC48-C016中,DV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用于HER2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urothelial carcinoma, la/mUC),中位PFS为13.1个月,对照化疗为6.5个月;中位OS分别为31.5个月和16.9个月。[5]

在这样的背景下,B7-H3进入UC首先要回答的是ADC序贯治疗中的下一步:Nectin-4 ADC或HER2 ADC前移后,B7-H3能否提供不同的治疗机制;连续接受不同ADC时,交叉耐药主要来自靶点丢失、载荷耐药,还是共同的递送和细胞内处理环节。

因此,从临床开发角度,我更倾向于先在EV/DV经治后人群中验证B7-H3 ADC的独立活性和治疗窗,而不是一开始就冒险挑战mUC一线。

二、B7-H3:既是免疫调节分子,也是肿瘤相关表面抗原

B7-H3(CD276)是B7家族的I型跨膜免疫调节蛋白。人类主要表达4Ig-B7-H3,其胞外区由两组重复的免疫球蛋白可变样(IgV)和恒定样(IgC)结构域组成,后接单次跨膜区和较短的胞质尾。早期研究显示,B7-H3转录本可在多种组织中检测到,而静息外周血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粒细胞表面蛋白表达有限;体外激活后可在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上诱导表达。[6][7] 对ADC开发而言,决定可靶向性的不是mRNA表达本身,而是肿瘤细胞表面的蛋白丰度、膜定位和内吞能力。

B7-H3的免疫学功能尚不像PD-1/PD-L1那样明确。最初的功能研究将其描述为T细胞共刺激分子,后续针对人T细胞的实验则观察到T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产生受抑。[6][8] TLT-2/TREML2曾被提出为候选受体,但在人类系统中的结合和功能未得到一致验证。迄今,B7-H3仍缺少一个被广泛接受、能够统一解释其免疫效应的受体—配体轴。因此,将B7-H3直接归为受体明确的经典免疫检查点并不准确;更合适的表述是:B7-H3属于具有免疫调节作用、但受体和具体效应存在细胞类型与实验情境依赖性的B7家族分子。

在肿瘤中,B7-H3的作用也不限于免疫调节。不同瘤种的临床前研究将其与抗凋亡、增殖、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迁移和侵袭、血管生成、代谢重编程、肿瘤干性维持以及药物和放疗耐受联系起来,并涉及PI3K-AKT、JAK/STAT、MAPK、NF-κB、HIF等多条信号网络。[9] 与药物开发更直接相关的是,B7-H3不仅可表达于肿瘤细胞,在部分实体瘤中也可见于肿瘤相关血管内皮。[10]

在膀胱癌中,2024年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meta-analysis)纳入8项研究、1622例膀胱癌患者;B7-H3高表达与更高病理分期、浸润及复发相关,但合并分析未显示其与OS存在显著关联。[11] 因此,目前不能把B7-H3视为已经确立的UC预后标志物。对ADC开发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肿瘤细胞表面是否存在足量且相对稳定的B7-H3、正常组织暴露是否可接受,以及抗体结合后能否有效内吞并释放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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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7-H3的分子结构、免疫调节与肿瘤生物学作用  瑞赟说整理;肿瘤细胞内在作用主要来自瘤种特异的临床前研究,不能直接外推为UC中的统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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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ADC开发而言,B7-H3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个可被药物识别并内吞的肿瘤相关表面抗原。它是否参与UC进展,与它是否适合作为ADC药物递送靶点,是两个不同问题。

三、从SCLC到多瘤种Ⅲ期:

B7-H3 ADC全球管线

截至2026年9月,ADC管线已经进入Ⅲ期与申报/审评阶段。最靠前的三条路径分别是:Tam-Peli在中国已有SCLC和鼻咽癌两项上市申请受理;Ris-Rez在中国SCLC上市许可申请受理,同时已有SCLC OS阳性和骨肉瘤PFS阳性两项Ⅲ期结果;I-DXd的SCLC生物制品许可申请正在美国FDA优先审评。与此同时,BNT324/DB-1311已启动mCRPC全球Ⅲ期,QLC5508/MHB088C正在推进SCLC和ESCCⅢ期,Tam-Peli又新增ESCC和PDACⅢ期开发。[12]-[19]


1. 主要临床管线:竞争已经从单一SCLC扩展到多瘤种注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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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瘤种看:SCLC已经进入注册竞争,第二波向多个实体瘤扩展

从疾病分布看,SCLC已经成为B7-H3 ADC第一个出现多Ⅲ期和注册竞争的瘤种。鼻咽癌、骨肉瘤分别出现了Tam-Peli和Ris-Rez的后线研究的阳性信号;mCRPC、ESCC、NSCLC和PDAC则开始布局Ⅲ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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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UC而言,这张全景图改变了什么?

第一层变化发生在“平台可行性”上。TAISHAN-302的随机Ⅲ期OS获益、ARTEMIS-008的Ⅲ期OS阳性,以及I-DXd进入美国优先审评,说明B7-H3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依靠组织表达和早期ORR支撑的ADC靶点。至少在SCLC中,不同B7-H3 ADC已先后跨过随机后期临床和监管门槛。[1][15][17] 但这仍不能替代UC自己的疾病特异性证据。

第二层变化发生在竞争维度。领先项目几乎都采用Topo-I类载荷,但抗体表位、内吞效率、连接子、DAR、载荷化学、旁观者效应和系统暴露并不相同;同时,Tam-Peli、Ris-Rez和BNT324等中国原创资产已经分别通过Roche、GSK和BioNTech进入全球开发体系。[13][15][18] 因此,今后再讨论“B7-H3赛道”,仅比较靶点表达率已经没有足够信息量,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产品级的治疗窗、疾病选择、注册策略以及既往ADC暴露后的疗效。

管线的淘汰同样说明这一点。vobramitamab duocarmazine此前因疗效和耐受性问题停止开发;BeOne的BGB-C354也已在2025年年报中标注为停止开发。[27][28] B7-H3的高表达能够提供递药入口,却不能保证ADC本身成功。

四、B7-H3在尿路上皮癌中是否可靶向?

从现有组织学队列看,B7-H3具备作为UC表面靶点的基础。早期一项314例膀胱尿路上皮癌队列中,70.7%的肿瘤B7-H3阳性,肿瘤细胞中位阳性比例约70%,癌旁非肿瘤尿路上皮约20%。[29]

另一项302例根治性膀胱切除队列中,B7-H3在肿瘤组织中的阳性率为58.6%,正常尿路上皮约6%;配对原发灶与淋巴结转移灶的B7-H3表达一致率约90%。[30]

近年的UC研究同样观察到CD276/B7-H3在肿瘤细胞表面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尿路上皮。一组pT2–T4标本中,肿瘤组织中位评分约185,配对正常组织约50。[31]

综合这些队列,现有数据支持B7-H3在UC中具有较广泛的肿瘤表面表达,并提示一定的肿瘤—正常组织表达差异以及原发灶—淋巴结转移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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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DC部分靶点比较  瑞赟说整理;重点比较疾病演化中的表达稳定性,而非静态阳性率。

五、EV耐药后,B7-H3表达怎么样?

这个问题要先看Nectin-4本身的变化。Klümper等分析137对原发灶与转移灶发现,59.1%的病例在转移过程中Nectin-4表达下降,39.4%的转移灶完全缺乏膜Nectin-4表达;原发灶中位H-score为110,转移灶降至40。低或阴性的Nectin-4膜表达与EV治疗较短PFS相关。[32]

靶点丢失(target loss)可以解释一部分EV耐药。如果EV耐药主要来自Nectin-4丢失,那么切换至HER2或B7-H3靶向治疗具有明确的生物学合理性。

EV耐药并不只发生在靶点层面。已有研究和病例观察提示,一部分EV进展病灶仍保留较强的Nectin-4表达;另有耐药组织出现MDR1、MRP1、BCRP等药物外排相关蛋白增加。[33] 这些结果提示,载荷递送、细胞内保留以及下游杀伤环节也可能参与耐药。

六、EV之后,DV与B7-H3的机制不同

EV和DV靶向不同抗原:前者为Nectin-4,后者为HER2;但两者的细胞毒载荷均为MMAE。

如果EV耐药主要来自Nectin-4丢失,而肿瘤细胞仍对MMAE敏感,从EV切换到DV具有明确的机制基础;如果耐药涉及MMAE外排、微管相关机制、载荷释放、细胞内转运或其他共同的ADC处理环节,单纯更换靶点则未必足以绕开交叉耐药。目前尚缺乏前瞻性EV→DV序贯研究,无法判断这些耐药机制在临床交叉耐药中的相对贡献。

Topo-I型B7-H3 ADC的差异在于靶点和载荷类别可以同时改变。以ifinatamab deruxtecan(I-DXd,原DS-7300a)为例,其B7-H3抗体递送DXd这一Topo-I抑制剂载荷;从EV切换到这类药物,相当于同时完成Nectin-4 → B7-H3和MMAE → Topo-I类载荷的双重切换。


七、B7-H3 ADC在膀胱尿路上皮癌中的证据


1. 临床前研究:已完成递药机制验证

I-DXd的临床前研究显示,药物与B7-H3结合后可被内吞,进入溶酶体并释放DXd,随后造成DNA损伤和细胞死亡。研究中包含一个人膀胱癌PDX模型CTG-1061;该模型B7-H3 H-score为177,I-DXd 10 mg/kg治疗后,在观察时点观察到约88%的肿瘤生长抑制率(tumor growth inhibition, TGI)。[34]

这项结果支持B7-H3可以作为膀胱癌细胞的ADC递送靶点。


2. 人体证据:B7-H3 ADC已从早期活性走向随机Ⅲ期生存获益

I-DXd在既往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II期研究中报告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48.2%,支持B7-H3/DXd平台在人体肿瘤中具有抗肿瘤活性。[35]

这一平台同时带来不同于EV的安全性问题。研究中治疗相关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发生率为12.4%,其中≥3级为4.4%;恶心、贫血和中性粒细胞减少也是重要不良事件。[35]

TAISHAN-302进一步把B7-H3 ADC的证据推进到随机Ⅲ期OS层面:Tam-Peli在含铂治疗后进展/复发SCLC中,相比拓扑替康同时改善OS、PFS和ORR。[1] 这项结果证明的是Tam-Peli在SCLC这一特定疾病场景中的临床获益,不能直接外推到UC,也不能据此认为不同B7-H3 ADC之间已经形成确定的“类效应”。


3. UC管线的临床试验

目前最直接相关的研究是IDeate-PanTumor02(NCT06330064)。这项I-DXd泛瘤种研究设置了独立的UC队列;在EV已经获批且可及的地区,研究要求患者既往接受EV。[36] 因而,其研究设计可以直接评估EV经治后UC中B7-H3 ADC的临床活性。

截至本期发稿(2026年9月),尚无已公布的UC ORR、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 DoR)和PFS成熟结果。

八、B7-H3高表达,

不等于B7-H3 ADC有效

如果只看B7-H3的肿瘤表达覆盖率,很容易把它视为理想的ADC靶点。但一款ADC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抗体特性、内吞效率、连接子(linker)、载荷以及治疗窗。vobramitamab duocarmazine同样靶向B7-H3,采用duocarmycin类载荷。

在143例晚期实体瘤的I/II期研究中,3 mg/kg人群≥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65%,总体确认ORR为7.2%;胸腔积液、疲乏等问题影响持续治疗,后续项目最终停止开发。[27]

这项结果提示,靶点生物学(target biology)不能替代ADC工程设计(ADC engineering)。即使B7-H3表达广泛,抗体选择、内吞效率、连接子、载荷本身的治疗窗、药物抗体比(drug-to-antibody ratio, DAR)与系统暴露,以及正常组织暴露,仍会共同决定疗效和可耐受性。

九、Nectin-4、HER2和B7-H3,

差别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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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in-4已有成熟的临床验证,HER2已经建立标记物筛选和适应症人群。B7-H3当前最值得验证的差异化,是在EV经治后能否同时切换靶点和载荷类别,并转化为可持续的临床获益。

十、从Biotech(生物技术公司)和BD(商务拓展)视角,最需要看的是什么?

B7-H3已经不是“早期拥挤”的ADC靶点,而是已有多条资产进入Ⅲ期或申报/审评阶段。对后来者而言,仅凭“多瘤种高表达”和“Topo-I类载荷”已经不足以构成差异化(differentiation)。从BD和全球开发角度,价值判断正在从“有没有B7-H3项目”转向“ADC工程是否形成可重复的治疗窗、选择哪个瘤种和治疗线次、能否建立可注册的随机证据,以及全球权益结构能否支撑多区域开发”。


优先看EV经治后的数据,而不是泛瘤种ORR

如果目标适应证是UC,开发策略就必须面对ADC持续前移这一现实。未来进入B7-H3 ADC研究或治疗的患者,既往ADC暴露会越来越常见。


疗效之外,还要看DoR和剂量暴露

如果多数患者在早期即出现减量、延迟或停药,即使ORR较高,也未必能够转化为可注册的生存获益。


还要看B7-H3低表达和异质性病灶中的活性

如果活性主要集中于极高B7-H3表达患者,后续开发可能需要更严格的生物标志物筛选(biomarker selection);如果在B7-H3较低或异质性病灶中仍能维持活性,则可支持更广的人群覆盖。


最终要落到治疗窗(therapeutic window)

Topo-I ADC的竞争最终仍要落到治疗窗。在维持足够载荷暴露的同时,ILD、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恶心和胃肠道毒性能否控制在允许持续给药的范围内,决定了机制优势能否转化为临床获益。B7-H3这一靶点本身并不能替ADC工程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B7-H3能不能成为UC管线ADC的下一个答案?

如果“下一站”指的是继Nectin-4、HER2之后,下一个已经确定能够改变UC治疗格局的ADC靶点,现在还不能给出肯定答案。

目前缺少的关键证据,是EV/DV经治、尤其在治疗后进展的UC患者中的人体疗效。

如果把问题换成“哪一种ADC最值得在EV/DV经治后验证不同于既往ADC的临床活性”,B7-H3应当排在前列。现有数据支持其在UC中较广泛的肿瘤细胞表面表达,也有早期原发灶—淋巴结转移灶表达一致性的信号;B7-H3 ADC已在膀胱癌PDX中完成递药和杀伤的临床前验证,而Tam-Peli又在SCLC随机Ⅲ期中观察到明确的OS、PFS和ORR获益。[34][1] 这些证据降低了B7-H3作为ADC递药靶点的平台层面不确定性,但仍不能替代UC疾病特异性的临床验证。

其中最具差异化潜力的是,部分B7-H3 ADC可以把治疗从Nectin-4 + MMAE切换到B7-H3 + Topo-I类载荷,同时改变ADC识别靶点和细胞毒载荷类别。这种双重切换具有生物学合理性,但在看到EV经治后UC的ORR、DoR、PFS和安全性之前,仍然只能视为待验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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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时代之后,UC ADC开发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前一个靶点失效后新靶点是否保留;既往载荷暴露后新载荷是否仍具活性;治疗窗能否支持足够的剂量强度,并最终转化为DoR、PFS和OS。

写在最后

TAKE HOME MESSAGES

  1. B7-H3在UC中具备ADC成药基础。多个队列显示B7-H3在膀胱尿路上皮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尿路上皮,但目前尚无经验证的UC预测性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阈值。

  2. B7-H3 ADC的平台证据在2026年明显升级。TAISHAN-302已在复发SCLC随机Ⅲ期观察到OS、PFS和ORR获益;Ris-Rez亦已宣布SCLCⅢ期OS阳性,I-DXd进入美国FDA优先审评。这些结果验证的是B7-H3 ADC在特定瘤种中的可行性,不等于UC疗效已经得到证明。[1][15][17]

  3. B7-H3在EV经治后场景中的主要差异化,是有机会同时更换靶点和载荷类别。EV→DV主要完成Nectin-4→HER2的靶点切换;Topo-I型B7-H3 ADC则可进一步同时切换靶点和载荷类别。

  4. 全球管线已经进入多资产、多瘤种Ⅲ期竞争。SCLC最成熟,NPC和骨肉瘤已出现后期阳性结果;mCRPC、ESCC、NSCLC和PDAC构成下一波Ⅲ期方向。UC目前仍处较早阶段。

  5. UC仍缺少成熟的人体疗效证据。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IDeate-PanTumor02的UC队列、EV治疗前后配对肿瘤组织或活检样本中的B7-H3动态、EV经治后的ORR/DoR/PFS,以及B7-H3表达与疗效、ILD/骨髓毒性和相对剂量强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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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张瑞赟教授发起,为泌尿肿瘤领域中青年一线专家打造一个“双向碰撞、深度共研”的学术与临床社区,以临床问题驱动科学探索,用深刻对话重塑诊疗认知。在这里,没有单向的知识灌输,只有学术伙伴间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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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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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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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法医学博士

  • 仁济医院-泌尿国家药理基地-副主任

  • 仁济医院泌尿科-膀胱肿瘤临床医疗组-组长

  • 仁济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药物评审与质控专家

  • 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

  • 上海市卫健委-“医苑新星”

  •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教育部、上海市科委等科研基金项目

  • 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膀胱癌专委会-全国委员

  • 亚洲机器人全膀胱根治协作组ARARC-Committee Member、通讯编委

  • 国际膀胱癌协作-IBCN International Member

  • BJUI中文版编委会-学术秘书

  • BMC Urology、Oncology Letters、BMC Cancer、World Journal of Urology、Oncology and Transitional Medicine 等杂志审稿人

  • 学术播客-“RuiyunTALK瑞赟说”-主理人

  • 首届“探届达人”全国中青年泌尿外科医师病例大赛-全国总冠军

  • 首届“荣昌杯”全国尿路上皮癌病例演讲比赛-全国总冠军

  • 2025全球生命健康科技概念验证大赛-金奖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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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DEAYA Biosciences. IDE034, a B7-H3/PTK7 bispecific TOP1 ADC: first patient dosed in Phase I on 25 Feb 2026; current solid-tumor development plan.

[26] ClinicalTrials.gov. NCT05405621. A Phase I study of BAT8009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metastatic solid tumors.

[27] Shenderov E, et al. Vobramitamab duocarmazine, an anti-B7-H3 antibody-drug conjugat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Final results of a phase 1 cohort expansion. Cancer. 2026.

[28] BeOne Medicines Ltd. Annual Report 2025. BGB-C354, an anti-B7-H3 ADC: development discontinued.

[29] T-cell coregulatory molecule expression in urothelial cell carcinoma: clinicopathologic correlations and association with survival. Clin Cancer Res. 2008. 。

[30] Association of T-cell co-regulatory protein expression with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radical cystectomy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

[31] Aicher WK, et al. Expression patterns of the immune checkpoint ligand CD276 in urothelial carcinoma. 2021;

[32] Klümper N, et al. Membranous NECTIN-4 Expression Frequently Decreases during Metastatic Spread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s Associated with Enfortumab Vedotin Resistance. Clin Cancer Res. 2023.

[33] 本期汇总的EV耐药机制研究与病例观察:包括Nectin-4保留及MDR1/MRP1/BCRP等药物外排相关研究和病例。

[34] Yamato M, et al. DS-7300a, a DNA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 DXd-Based Antibody–Drug Conjugate Targeting B7-H3, Exerts Potent Antitumor Activities in Preclinical Models. Mol Cancer Ther. 2022;21:635–646.

[35] Rudin CM, et al. Ifinatamab Deruxtecan in Patients With 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rimary Analysis of the Phase II IDeate-Lung01 Trial. J Clin Oncol. 2026;44:261–273.

[36] ClinicalTrials.gov. NCT06330064. IDeate-PanTumor02. B7-H3–directed I-DXd study including an urothelial carcinoma cohort

[37] ClinicalTrials.gov. NCT04879329. A Study of Disitamab Vedotin Alone or With Pembrolizumab in Urothelial Cancer That Expresses HER2.(RC48-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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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RuiyunTALK · 瑞赟说 栏目组

校对:张瑞赟

审核:张瑞赟

执行: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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