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爽，常颖，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自20世纪80年代超声技术广泛应用于产前筛查以来，临床上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精准解读影像学发现，并在此过程中审慎平衡假阳性带来的过度干预与假阴性导致的漏诊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硬指标”与“软指标”的概念应运而生，为繁杂的超声特征提供了初步的风险分层框架。

传统意义上，“硬指标”指那些明确的结构性畸形，如前脑无裂畸形、严重心脏缺损、肢体缺如、消化道闭锁等。这些异常直接反映了器官发育过程的实质性中断，常与染色体非整倍体、基因组疾病、单基因病或复杂的多因素致病机制相关，是实施侵入性产前诊断的指征。与之相对，“软指标”指在产前超声检查中发现的细微、非结构性、暂时性的影像学表现，可能提示某些染色体异常或其他胎儿异常的风险增高。软指标本质上是正常发育过程中出现的轻微偏离，可能与遗传或结构异常相关，但本身并不属于出生缺陷［1］。其经典代表包括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增厚、心内强回声灶、脉络丛囊肿等。

进入分子医学时代，随着无创产前筛查（non-invasive prenatal screening，NIPT）、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CMA）及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等技术的普及，传统“软、硬指标”的二分法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研究发现，部分“软指标”被证实与特定的遗传综合征高度相关，而某些“硬指标”可呈现出良好的远期预后。这表明，单一的形态学分类已不足以指导复杂的临床决策。现代产前诊断正逐步从单纯的形态识别走向融合了循证量化、分子生物学与系统病理推理的综合评估体系。

01声软指标的解读与产前管理重点

软指标承载着“遗传风险信号”的提示作用，其临床处理的关键在于鉴别“孤立性”与“非孤立性”，并结合分子检测技术进行风险再评估。

1.1  NT增厚  NT指的是胎儿颈部背侧的充液暗区。当 NT 增大［通常定义为 ≥3.0 mm，或超过同孕周头臀长（CRL）对应参考范围的第 99 百分位数］时，即可独立提示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及结构畸形（如心脏异常）高风险［2］。该指标是唐氏综合征最具特异性的软指标之一。当仅使用 NT 来修正年龄相关的唐氏综合征风险时，其检出率约为 70%。

产前管理重点：根据2020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指南，若孕妇NIPT结果为低风险，且超声确认为孤立性NT增厚，现有指南不推荐再进行额外的染色体非整倍体评估或为此进行重复超声随访［2］，后续可以常规产科检查。若在孕14～16周时NT增厚持续存在，或增厚持续到孕中期转为颈项皱褶（nuchal fold，NF）增厚、颈部水肿、全身水肿时，应考虑特纳综合征、努南综合征等疾病的可能性，这些情况通常伴有心脏、淋巴系统等其他异常［2］，临床应建议侵入性产前诊断。

1.2  脑室扩大  侧脑室宽度≥10 mm诊断为脑室扩大，是孕中期最常见的神经系统发育软指标之一。 根据侧脑室宽度，可进一步细分为轻度（10~12 mm）、中度（＞12~15 mm）和重度（＞15 mm）［3］。唐氏综合征胎儿脑室扩大的发生率约为7.5%，远高于整倍体胎儿的0.2%［4］。胎儿磁共振成像（MRI） 具有更高的对比度分辨率，不受母体体型及羊水量影响，能更准确识别胼胝体发育异常、皮层发育异常、后颅窝病变及白质异常等结构问题。

产前管理重点：根据2025 年《胎儿脑室扩大专家共识：基于证据的 23 个关键临床问题推荐》，推荐对所有侧脑室宽度≥10 mm 的胎儿实施规范化的神经超声+胎儿 MRI 联合评估，并纳入多学科团队管理。所有脑室扩大胎儿均应接受 CMA 检测，包括孤立性病例；若CMA结果为阴性或为非孤立性侧脑室扩大，则建议进一步行 WES检测［5-6］。同时，根据 2018 年 ACOG 专家共识，应筛查巨细胞病毒、弓形虫及流行地区的 Zika 病毒，以完善病因学评估［7］。在临床决策中应重点关注脑室不对称、随访中的动态进展（如≥2 mm 的变化），并根据进展程度制定个体化随访频率和分娩计划［8］。

1.3  心内强回声灶  心内强回声灶（intracardiac echogenic focus，ICEF）指心室腔内回声强度高于邻近骨骼的高亮点，多见于左心室，偶见双侧或右侧。其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普遍认为与乳头肌局部钙化相关，并非结构性或功能性心脏异常。其发生率与种族相关：亚洲胎儿约30%，中东和非裔美籍胎儿约6.7%～6.9%，白人及西班牙裔约3.3%~3.4%［9］，这种差异提示在临床解读时需充分考虑人群背景。

产前管理重点：尽管多项荟萃分析证实，ICEF在唐氏综合征胎儿中的检出率为24.4%，显著高于整倍体胎儿（3.9%）［10］，但ACOG及美国母胎医学学会（SMFM）等权威指南建议，孕妇经有效的NIPT筛查且结果为低风险时，若超声仅发现孤立性ICEF，可将其视为正常的生理性变异，无需进行额外的遗传学咨询或侵入性产前诊断，亦不建议额外超声随访［2，9］。Pan等［11］对9123例孤立性软指标胎儿的研究也证实，ICEF与致病性拷贝数变异无显著相关性。Jones等［12］系统综述（＞15 000例孤立性软指标异常）提示，仅当ICEF位于右心室并持续至孕晚期时，与轻度心脏畸形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需要严密的超声随访。

1.4  肠道高回声  肠道回声强度达到或超过周围骨骼时定义为肠道高回声（hyperechogenic bowel，HB），其在唐氏综合征胎儿中发生率约16.7%，整倍体中发生率约为1.1%［13］。除唐氏综合征外，还需重点排除囊性纤维化（在高加索人群中）、巨细胞病毒等宫内感染以及羊膜腔出血。

产前管理重点：ACOG及SMFM建议，在排除染色体异常后应评估胎儿生长状态，因HB常与胎儿生长受限相关。同时，需进行血清学TORCH筛查（特别是人巨细胞病毒和细小病毒B19）；此外，还需注意排除因超声入射角度等技术因素造成的假阳性［2，9］。

1.5  轻度肾盂扩张  孕中期肾盂前后径≥4 mm且＜7 mm定义为轻度肾盂扩张。其在总体妊娠中的发生率为1%～2%，大多为一过性生理现象，预后良好。尽管在唐氏综合征胎儿中其发生率为13.9%，高于整倍体胎儿，但若为孤立性肾盂扩张且NIPT筛查低风险，则不再建议进行额外的非整倍体评估［9］。值得注意的是，产后随访数据显示，肾盂扩张程度与泌尿系统病理异常风险呈正相关：轻度扩张者产后异常风险约为11.9%，而中、重度扩张者可分别升至45.1%和88.3%［14］。因此，产前管理的重点在于定期监测扩张程度，并为中重度扩张者制定详尽的产后新生儿泌尿系统评估与随访计划。

1.6  股骨和（或）肱骨短小  股骨和（或）肱骨短小通常以实测骨长与预期骨长的比值来定义，定义肱骨短小的比值为＜0.90，定义股骨短小的比值为＜0.92。虽然二者与唐氏综合征有一定关联，但对于孤立性股骨和（或）肱骨短小且NIPT筛查低风险时，其作为染色体标志的价值已显著下降。然而，在排除染色体非整倍体风险后，短骨更应被视为骨骼发育不良的重要影像学线索。因此当出现股骨和（或）肱骨短小时，必须全面测量及评估所有长骨（包括尺桡骨、胫腓骨），并与标准孕周生长曲线严格对照。股骨和肱骨短小的胎儿致病性拷贝数变异（CNV）风险约3.9%，提示其可能为轻度遗传风险信号［15］。若长骨Z值小于-2 SD（标准差），尤其伴有弯曲、骨折或胸廓狭小等其他征象时，应高度怀疑致死性骨发育不良，并建议行针对性WES检测［16］。

1.7  右锁骨下动脉异常起源  右锁骨下动脉异常起源（aberrant right subclavian artery，ARSA）是主动脉弓的一种常见正常变异，但其在唐氏综合征胎儿中发生率约为30.7%，远高于整倍体。ACOG指南认为，对于NIPT筛查低风险且为孤立性ARSA的胎儿，不建议进行染色体评估［2］。多数孤立性ARSA病例预后良好，少数新生儿期可能出现因血管走行压迫食管所致的吞咽困难。若ARSA合并其他结构异常，则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将显著上升至4.5%，此时建议进行遗传学检测是合理的。

1.8  鼻骨异常  孕中期鼻骨缺如或缩短是唐氏综合征的重要指标。定义包括鼻骨长度＜2.5～3 mm、低于第5百分位数或双顶径与鼻骨长度比值＞11～18。唐氏综合征胎儿鼻骨异常率59.8%，而整倍体胎儿只有2.8%［13］。

产前管理重点：SMFM明确指出，对于孤立性鼻骨缺失或发育不良且NIPT筛查低风险的孕妇，不建议进一步行非整倍体评估。然而，鼻骨异常可能与一系列遗传综合征相关。因此，发现鼻骨异常时，应仔细评估胎儿结构，以排除其他潜在异常［9］。Kim等［15］荟萃分析发现，3.3%的孤立性鼻骨异常胎儿存在致病性CNV；另一回顾性研究显示，在333例鼻骨缺如胎儿中，22.8%存在染色体异常，其中1/4为致病性CNV［17］。

总体而言，超声软指标的产前临床管理较为清晰：首先，依赖高精度NIPT进行非整倍体初筛；其次，严格鉴别是否为“孤立性”；最后，根据指标特异性、是否持续存在及合并其他异常情况，审慎决策是否需行更深层次的遗传学病因探查。

02硬指标：结构畸形的系统性诊断思维与多学科管理

胎儿结构畸形作为最明确的“硬指标”，一旦发现，标志着进入了产前诊断与遗传咨询的临床路径，需要团队从超声表象到疾病本质的纵深探索和多学科协作诊疗。

2.1  精确识别与分类描述  诊断的起点是超声下的精确识别。这要求采用标准化扫查切面，对畸形的部位、形态、严重程度进行客观、可重复的描述。清晰的结构描述是后续所有分析的基石。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在超声影像识别中展现出巨大潜力。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化测量系统能够在标准切面识别与量化方面展现出与资深超声医师相当的表现，同时显著减少人为操作差异。此外，AI 测量系统在 0.05～0.07 s内即可完成9项生物参数的自动量化，较人工操作显著节省时间，并能减少重复性操作带来的疲劳与误差。这些证据表明，AI 技术不仅能够作为初筛与量化的可靠辅助工具，而且还能在高负荷临床环境中提升检查效率、改善质量控制，进一步强化对胎儿生长发育异常的早期识别能力，为产前诊断提供有力支撑［18］。

2.2  鉴别诊断与病因溯源  发现畸形后，应综合评估是孤立畸形还是与某种综合征等相关联。因此需遗传咨询后决定是否进一步遗传学检查，包括细胞遗传及分子遗传等。前者主要是染色体核型分析，用于识别染色体数目或结构异常，后者主要是各种分子遗传学检测方法，用于检测基因组疾病和单基因疾病。在一项纳入 2084 例羊水穿刺孕妇的研究中，CMA 的染色体异常检出率显著高于传统核型分析，尤其在超声结构异常、高风险血清学筛查、不良孕产史及 NIPT 高风险等指征中表现突出。即使在核型正常的病例中，CMA 仍可额外发现 6.91% 的致病性拷贝数变异，提示其在产前遗传学评估中的重要价值［19］。另一项针对 60 例超声异常胎儿的研究显示，CMA 的诊断率为 20%；在 CMA 阴性的 48 例中，WES 又新增检出 29.2% 的致病或可能致病变异，使整体诊断率提高 23.3%［20］。这表明 WES 能有效补充 CMA 的不足，尤其在识别单基因致病原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将 CMA 与 WES 联合应用，可显著提升结构异常胎儿的病因学诊断率，并有助于优化妊娠管理决策。

2.3  多学科诊疗模式下的功能与预后评估  明确结构异常后，评估其对胎儿当前及出生后功能的影响至关重要。这需要多学科整合评估，包括产科医生、超声及影像医生、遗传学家、病理学家和新生儿内外科等的紧密合作。多学科团队合作是优化围产期管理的保障［21］。每个病例都需要单独评估，考虑胎龄、病因严重程度、父母意愿和当地新生儿重症监护资源，制定个体化的管理方案。

03总结与展望

随着影像技术与遗传学检测的深度融合，产前诊断已从单纯的形态学评估迈向了一个多学科、多平台整合的精准管理时代。超声软指标与硬指标在产前管理中相辅相成，二者的核心临床价值在于共同构建了一个从“形态识别”到“病因检索”，再到“预后评估”和“个体化管理”的闭环诊疗路径。在此路径中，高分辨率超声负责初始识别与动态监测；NIPT、染色体核型分析、CMA、WES等技术层层递进，提供病因学证据；而母胎医学、医学遗传学、儿外科、新生儿科及遗传咨询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则综合所有信息，为家庭提供全面的产前咨询并制定个体化的围产期管理方案。

展望未来，随着影像组学、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识别、表观遗传学以及多组学数据融合分析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前筛查与诊断正迎来革命性变革。我们有望从一个基于概率的风险预测时代，跨越到一个基于发育生物学机制的精准诊断与早期干预时代。在这一进程中，超声软硬指标将继续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石，真正实现从“看见”结构到“读懂”生命，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的终极目标。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梁爽：查阅文献、撰写初稿、修订稿件；常颖：对全文进行审校与修订

参考文献 略。

来源：《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6年2月 第42卷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