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光教授，现任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临床试验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高血压诊治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试验研究，自然人群研究，心血管与代谢测量技术研究，血管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群体遗传学研究等。在第26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医脉通有幸对王继光教授进行了专访。

医脉通：在高血压防治领域，降压目标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今年SPRINT研究结果的公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您能否就强化降压谈谈自己的观点？普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目标值需要下调吗？

王继光教授：SPRINT研究最初计划与ACCORD研究同时进行，但后来分成两步进行，即首先在糖尿病患者中进行ACCORD研究，然后在非糖尿病患者中进行SPRINT研究。SPRINT研究在排除糖尿病患者的同时还剔除了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因为这类患者的血压难以降至120 mmHg以下，由此可见SPRINT受试者是经过高度选择的人群。受试者血压通常在1级或2级高血压水平，年龄≥75岁，合并肾病">慢性肾病等危险因素（不包括糖尿病），这类患者的血压降至120 mmHg左右时很有可能产生临床获益。因而该结论的受众也是上述人群，例如≥75患者的最主要并发症是卒中，卒中发生与高血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所以≥75岁患者从降压获益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部分是慢性肾病患者，长期以来很多指南推荐慢性肾病患者进行强化降压治疗，血压目标曾一度降至120/75 mmHg，因此慢性肾病患者（排除糖尿病肾病）从强化降压获益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SPRINT研究是在高度选择性人群中证明了血压与心血管事件之间近似直线的关系，但考虑到研究的局限性，其结论不可无限制地用于更广泛的人群。在SPRINT受试者中，很多患者可能发生卒中，而血压与卒中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卒中在心血管事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受试者的心血管事件及死亡均可见一定的获益趋势。

医脉通：长期以来中国高血压患者的诊断方式主要是诊室血压测量，您如何看待国外指南推荐的动态血压监测及家庭血压监测呢？

王继光教授：高血压患者诊断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准确测量血压。依靠诊室血压测量时良好的技术条件，测量者通常能够准确测量患者血压，但即便测量本身是准确的，它仍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患者在陌生的医疗环境中接受血压测量时可能存在明显的白大衣效应，此时部分患者的血压测量值会偏高，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则可能被低估；其次，诊室血压测量是偶尔进行，无法与家庭血压监测相比，因为家庭血压监测理论上每天都可以进行，所以血压评估更加全面；还有，诊室血压测量通常在白天门诊时间进行，无法评估患者的24小时血压变化规律及趋势。因此，诊室血压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沟通的桥梁，高血压诊断及疗效评估还要依靠动态血压监测与家庭血压监测。未来，动态血压监测与家庭血压监测这两种血压评估手段必将全面取代诊室血压测量。当然，各专业医护人员仍需对急、危、重症患者进行诊室血压测量，诊室血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医脉通：在高血压防治过程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您在临床实践中有什么经验及体会呢？

王继光教授：性别差异的确是存在的，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性别差异可能不完全是生理差异，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欧美患者的性别差异在中国人群中不一定存在。比如，欧美女性就业率较低，以家庭主妇为主体，而中国女性几乎都有自己的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盲目模仿欧美国家的某些做法。就高血压而言，男性和女性在更年期之前有很大差别，主要是雄激素或雌激素的作用；在更年期之后，这种内源性作用带来的差别逐渐消失，但由于社会角色不同，依然会存在差别，而这些差别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科学研究工作，以加深认识。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很多，所以就生命健康及疾病管理而言，男性可能才是弱势群体。男性更多暴露于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中；欧美国家女性吸烟者较多，更需要关注女性健康。当然，中国女性存在被动吸烟问题。目前，北京有屋盖的公共场所已经禁烟，这一活动需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我国农村女性健康问题比较突出，需要更加关注农村女性的高血压管理及心血管健康问题，尤其是那些老年女性。应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深入了解男女之间包括高血压在内的疾病与健康差异。

医脉通：您的回答着重强调了吸烟问题，而胡大一教授提出的“五个处方”中也包含了戒烟，但是对于“顽固”的吸烟患者，您有哪些方式与他们进行沟通，劝导他们戒烟呢？

王继光教授：吸烟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根本的解决方案必须从社会入手。从个体水平讲，使患者戒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非常困难，戒烟者往往疾病比较严重，戒烟效果有限。烟草带来两个十年的危害，一是患者平均少活十年，问题很大，但社会后果较小；二是疾病终末期治疗十年，这十年消耗大量的社会与医疗资源。吸烟相关主要疾病恶性肿瘤、心肌梗死及卒中等的治疗费用都非常高昂，这些疾病带来的社会负担巨大，在这一阶段虽然仍应戒烟，但不论对吸烟者的健康，还是对减少社会负担，都已经太晚了。所以，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必需从社会整体层面解决。国家有必要严格限制吸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健康与福祉，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医生也要尽可能引导并指导患者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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