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和北京安贞医院双队列发现，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葡萄糖（CHG）指数不仅能够预测CKM综合征相关疾病的发生，还可反映其分期进展及临床预后，为CKM综合征的全程风险分层提供了新的量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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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M综合征是一种由血脂、血糖和肾脏代谢异常共同驱动的连续性疾病状态。如何用一个简便指标同时刻画其发生、进展和终末预后，仍是临床关注的重点。

CHG指数是否能够预测CKM综合征的起始、阶段性进展以及终末不良结局？在不同临床人群中，这一指标是否具有一致的风险提示价值？

研究纳入两个大型前瞻性队列：UK Biobank中370,916名基线无CKM相关疾病的参与者，以及北京安贞医院8,494例CKM 4期患者。

研究分别采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和Cox回归分析CHG指数与T2DM、心血管疾病（CVD）、慢性肾病（CKD）、CKM分期进展及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的关联，并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和因果森林算法评估剂量反应关系及亚组异质性。

在UKB队列中，中位随访16.5年，共发生14,271例T2DM、14,240例CKD和39,893例CVD。CHG每升高1个标准差，T2DM、CVD和CKD风险分别增加47%、7%和7%。在CKM分期进展方面，CHG每升高1个标准差，0-1期进展至2-3期的风险增加16%，1-3期进展至4期的风险增加6%，提示其不仅与单一疾病发生相关，也与CKM综合征的连续演进密切相关。

在北京安贞医院队列中，8,494例CKM 4期患者中位随访645天，CHG每升高1个标准差，MACCE风险增加12%。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预测作用在低系统炎症水平且HbA1c升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提示CHG指数对部分高危亚群具有更强的识别价值。总体来看，CHG水平越高，个体的代谢负担、肾脏受损风险及心血管事件风险越重，呈现出较清晰的梯度关系。

CHG指数可同时预测CKM综合征的发生、进展和不良预后，具有跨阶段的风险分层价值。将这一基于常规化验指标构建的复合指数纳入临床评估，有望帮助更早识别高危人群，并为一级和二级预防提供补充依据。

曾勇教授表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把传统上分散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血糖信息整合为一个可操作的风险指标，不仅能用于早期风险识别，也能贯穿CKM综合征从代谢异常到临床事件的全链条管理。对于临床而言，CHG指数简便、可及，适合在门诊筛查和风险分层中推广应用，为精准预防提供新的参考。

该研究基于UK Biobank前瞻性队列发现，教育程度较低不仅与T2DM发病风险升高相关，还会进一步增加糖尿病后续进展为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研究提示，教育相关健康不平等并不局限于疾病发生阶段，而是会贯穿疾病全程，并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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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是影响代谢健康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但教育不平等是否会从T2DM发病延伸至疾病进展，以及这种差异是否会随出生队列变化，仍缺乏系统证据。

教育水平较低是否会增加T2DM发病及其后续不良结局风险？这种不平等是否在代际间持续加重？

研究共纳入460,797名基线时无糖尿病的UK Biobank参与者，按出生队列分为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1960年及以后3组。研究采用Fine-Gray比例亚分布风险模型和多状态竞争风险模型，评估教育水平与T2DM发病、进展至CVD及死亡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相对不平等指数（RII）量化教育差异，同时分析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作用。

中位随访16.5年期间，共记录19,931例新发T2DM。与大学教育组相比，小学及以下教育组的新发T2DM风险显著升高（HR=1.92，95%CI 1.85-1.99），进展为CVD的风险也更高（HR=1.33，95%CI 1.30-1.37），死亡风险同样增加（HR=1.53，95%CI 1.49-1.57）。进一步分层分析发现，教育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并未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总体调整后HR为2.36（95%CI 2.24-2.49），并从1949年及以前出生队列的2.37上升至1950-1959队列和1960年及以后队列的2.53，提示教育不平等在年轻出生队列中更为突出。

在T2DM发生之后，低教育组患者的预后劣势同样明显。与大学教育组相比，小学及以下教育组从T2DM进展至CVD的风险在三个出生队列中分别为1.25、1.52和2.14；进展至死亡的风险分别为1.45、1.86和1.99，均显示出随代际推进而增强的趋势。换言之，教育水平较低不仅更容易“得病”，而且一旦患病，后续走向心血管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也更高。

中介分析进一步表明，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共同解释了相当一部分教育差异，在总体人群中的中介比例达到70.5%。其中，社会经济因素、行为因素和代谢因素分别解释了42.2%、20.5%和42.6%的教育不平等。家庭收入是社会经济路径中贡献最大的因素，中介比例达33.1%；在可干预的生物学和行为因素中，BMI与HbA1c的中介作用最为突出，分别为23.8%和23.3%。研究还发现，教育差异在不同队列中的中介效应呈增强趋势，说明随着时代变化，低教育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代谢性不利因素可能更加集中。

教育不平等不仅影响T2DM的发生，还会持续影响其后续进展和预后，并在代际间呈现扩大趋势。将教育水平纳入风险评估框架，有助于更早识别高危人群，并为糖尿病防控和个体化管理提供依据。

曾勇教授表示，这项研究提示，糖尿病防控不能只盯着血糖本身，还要把教育、收入、生活方式和代谢状态放在同一框架下综合考量。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尤其是年轻出生队列，临床上更应加强早筛、健康教育和代谢风险干预，以尽可能延缓糖尿病及其不良结局的发生。这要求医疗体系从单纯的疾病治疗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支持，弥补低教育群体在健康素养和资源获取上的短板。只有构建涵盖社会经济因素的多元防控网络，才能有效遏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蔓延，实现真正的健康公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为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实证支持，从而提升整体人群的健康水平。

本研究显示，认知功能受损不仅与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更高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也有望为临床风险分层提供新的补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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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常合并认知功能受损，但其对预后的意义尚不清楚。现有认知筛查工具多用于神经系统疾病识别，是否适合用于心血管风险分层仍有待验证。

基线认知受损是否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独立相关，并能否提升预后预测能力？

研究共纳入6130例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入院时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进行认知筛查。

主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非致死性卒中；次要终点为非计划血运重建。研究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回归模型评估风险，并通过亚组和敏感性分析验证稳健性。

中位随访549天期间，共有123例（2.0%）发生MACE，315例（5.1%）接受非计划血运重建。与无事件患者相比，MACE组基线认知功能更差；认知受损患者的MACE发生率显著更高，而非计划血运重建差异不明显。多因素校正后，认知受损仍是MACE的独立预测因素（HR=1.58，95%CI 1.06-2.37，p=0.026）。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亚组分析总体趋势稳定。

基线认知受损可独立预测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MACE风险。将认知筛查纳入常规评估，有望帮助识别高危患者，并为风险分层和二级预防提供依据。

曾勇教授表示，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管理不应只关注传统危险因素和影像学表现，认知功能状态同样值得重视。本研究提示，MoCA这类简便的认知筛查工具有望帮助临床更早识别高风险人群，为个体化随访、强化二级预防以及进一步优化风险分层提供新思路。

专家简介

曾勇 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执行主任兼冠心病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ESC Fellow，海医会心脏重症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冠心病学组委员、卫生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冠心病介入)第一批导师、中华医学杂志编委

• 1998年开始从事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以第一术者完成冠脉介入手术超过万例，特别是对高危复杂的冠脉病变，如其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慢性闭塞病变、多支血管病变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 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多项国家级课题。获得过四项中华医学科技奖和省部级二等及三等奖。发表文章80余篇，SCI文章40篇。参与编写书籍6部，其中主编《系统性疾病与心脏》系列丛书

研究者简介

赵泽昊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心-肾-代谢疾病和认知衰退共病的临床管理，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收录文章8篇，北大核心收录文章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