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在ESC2017的聚焦“心脑交互”（Heart and brain interaction）CSC@ESC联合论坛，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发表了主题演讲，分享了来自中国的冠脉介入领域发展的宝贵经验。医脉通就冠心病介入治疗相关问题现场采访了葛均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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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脉通：请您谈一下目前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器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与国际水准是否存在差异？

葛均波院士：我们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器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作为这些成就的见证者和一个从业医生，我认为我们仍与国际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国内企业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支架占有多少市场，但是仔细看该领域的多数原始idea还是来自国外。现在我们有一些原创的产品，比如说火鹰，国际上并没有这些靶向释放药物的支架；但我认为这些idea最早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然而他们的平台较差，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最终放弃了研究；再比如，我国在做的完全可降解支架，质量也很好，但是原始idea同样来自国外同行。

我国从2000年开始研究冠脉支架，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模仿、改进和原创。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回国学者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开始阶段我们大部分是在模仿；然后是修修补补，做些小的改进；后来的产品进一步改善，方便了临床应用；第三代产品我们就可能优先了。举个例子，虽然可降解支架的idea不是来自中国，但是我们提出了锌合金概念，在基础材料研究方面，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在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从0走到1很漫长，但是从1走到100的过程很快。我国现在就处于从1走向100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做瓣膜、复杂的器械，但是医生的参与度并不高。2005年，我们建立了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期待医院、医生更多的参与医疗创新。我们希望能够走好CCI这条路，得到政府、企业和资本的支持，最终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一个行业的创新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与融合，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何去打通基础研究、材料科学与医学之间的壁垒，这些工作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和行业的支持。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也在鼓励国人创新，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行业创新；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

此外，本次大会还重点提到了“digital Cardiology”这一概念。相信未来十年一定是digital medicine和digital Cardiology的时代。明年我们的东方会也会突出digital Cardiology这一热点，可能叫“数字心脏病学”，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名词，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将来，所有的信息都会集中在“云”里面，所以阿里巴巴和谷歌是最有可能开展相关工作的企业，因为他们掌握了我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的信息。所以我期待与阿里巴巴尽快展开合作，我们中国完全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世界和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企业应有的责任。

医脉通：我们在OCC大会时就曾关注您的研究，包括与分子材料领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葛均波院士：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新技术的推动者。1996年我回国时做了第一例桡动脉入路介入治疗，当时这一举动受到了很多非议，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目前90%以上的介入手术都选择桡动脉入路。所以说，患者在一开始可能无法理解新技术，但是医生应该看到这一先机。

纵观心脏病学的发展，我们从最初的听诊、触诊到后来的心电图检查，再到后来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技术不断进步，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诊断也更加方便和准确，这些心脏病学进步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技术的进步。所以我曾预测，未来心脏病学的治疗手段一定集中于组织工程和干细胞治疗领域，因为人体器官的衰老及坏死是不可阻挡的过程，对于未来的终末期疾病患者，干细胞治疗、细胞替代治疗和组织工程学会是理想的治疗选择。当然这些治疗一定要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

我现在还是复旦大学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学中心的主任，该中心在2003年左右获批建立并开始相关研究。起初的研究工作很顺利也很简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困难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科学的魅力所在，只有在历经痛苦、磨难和一次次失败之后再取得成功，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那才是幸福的追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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