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典型的内蒙大汉，性格直爽，行事果断。他感谢父亲当年为自己选了学医这条路，“如今看来，没有比医生更适合我的职业了。”
他常说，癌症的治疗就是一场战役，作为医生，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打胜仗的决心。
他是国内“粒子治疗”的带头大哥。他说中国的医生要想走向国际舞台，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如果医生过度依赖各种指南来治疗患者，将极大束缚医生的创新性思维。专家教授应该是指南的创造者、指南的改变者、指南的引领者。
他率领的团队历经10余年艰苦努力研究建立的CT引导放射性
有人说，他所领导的科室，是中国公立医院最干净的科室，就连会议室内医生们水杯的摆放位置都有严格规定。
他多年潜心研究、不断努力和大胆实践，充分利用现代放疗技术为肿瘤患者带来最大获益。在医患关系普遍紧张的今天，他仍自信地对某些肿瘤患者说：“您放心，这个病我一定能给您治好！”
他对放疗学界人才的培养极为关心，因此他联合了一大批国内放疗领域专家，创建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北京大学医学部近距离研究与治疗中心，并举办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新技术进展学习班，将现代放射治疗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基层医院，造福广大肿瘤患者。
他是王俊杰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放射治疗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近距离治疗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副主任，北京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
在这个春天，医脉通小编有幸走进王俊杰教授的办公室，了解他与癌症的这场恢弘战役。
王俊杰教授
医脉通：王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对非放疗专业人士来说，放射治疗学涉及许多物理学知识，好像很难，您能否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目前放疗领域的常见名词？
王俊杰教授：放疗作为目前肿瘤治疗的三大主要手段之一，既可单独使用，又可与手术、化疗一起使用。近些年来放疗伴随计算机、影像学技术的发展，放疗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由过去传统姑息治疗时代，完全进入放射外科时代。
肿瘤放疗分为体内照射和体外照射。体内照射是把放射源直接插入肿瘤内（如皮肤癌、
体外照射的放射源距离人有一定距离，通过各种聚焦装置将射线集中到肿瘤部位。包括X线治疗、60钴治疗和直线加速器、伽玛刀、射波刀等，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的高精尖设备大批亮相，为人类战胜癌症提供了根本的技术保证。
通常所说的常规放疗主要是指传统的体外照射，采用规则形状或用铅模遮挡方式将二维方向上的不规则形状野进行照射，照射野内各点的剂量分布比较均匀。照射野形状与肿瘤在三维方向的形状上不完全相符，因此也会照射到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
放疗理想的状态是只杀伤肿瘤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因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体部立体定向放疗、三维适形放射治疗、调强放射治疗、图像导引放射治疗等精确放疗技术，均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相关辅助设备发展也十分迅速，如CT模拟机、MRI模拟机、三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等。他们之间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连接，也可以与影像诊断系统（CT、MRI、PET等）相连，大大提高了放射治疗定位精度、计算精度和治疗精度。
近年来精确放疗的研究和应用取得另人鼓舞的进展，有几个经常提到的概念，非放疗专业的肿瘤科医生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想先说一说。
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是指在立体定向坐标系引导下精确定位肿瘤靶区，通过多个共面或非共面照射野给出较高放射剂量的技术，达到摧毁瘤区细胞的目的。它诞生于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SBRT允许单次大剂量对肿瘤进行放射治疗，且定位精确，与常规放疗相比，患者住院时间短、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在世界各地已广泛应用于肺癌、胰腺癌、肝癌、肠癌、前列腺癌等肿瘤的治疗，其中，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早期肺癌、前列腺癌。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3D CRT）：利用CT图像重建三维肿瘤解刨结构，通过在不同方向设置一系列不同的照射野，并采用与病灶形状一致的适形多叶光栅技术，使高剂量区的分布在形状、三维空间方向（前后、左右、上下方向）上与靶区完全一致，同时使得病灶周围正常组织的受量降低。三维适形放疗是目前放射治疗的主流技术，适用于绝大部分的肿瘤治疗，特别是在脑肿瘤、头颈部肿瘤（包括
调强适形放射治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是三维适形放疗的一种，要求辐射野内剂量强度按一定要求进行调节，简称调强放疗。它是在各处照射野与靶区外形一致的条件下，针对靶区内三维形状和要害器官与靶区的具体解剖关系对束强度进行调节，单个照射野内剂量分布是不均匀的，但是整个靶区体积内剂量分布比三维适形治疗更均匀。
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适形放疗和调强放疗的区别，适形放疗主要是指射线束的形状能完全适应肿瘤的形状，但照射野内的剂量均匀分布。调强放疗是在三维适形放疗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完全具备适形放疗的优点外，照射野内的剂量强度可以按治疗肿瘤的需要进行调节，放疗在给整个肿瘤照射的同时可以对容易转移的部位照射。总的说来，与适形放疗相比，调强放疗在控制肿瘤和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两方面均具有优势，特别对于肺癌肿块距离关键器官（如脊髓）较近时优势更为明显。
射波刀是通过灵活的机器手臂全方位旋转跟踪治疗，可以360度旋转，还可以做到多个病灶同时治疗，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做到呼吸追踪，尤其是治疗体部肿瘤中的肺部、肝部、胰腺和前列腺癌等。属于放射外科范畴。
图像导引放射治疗（Image Guide Radiation Therapy，IGRT）：是一种四维的放射治疗技术，在三维放疗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的概念，充分考虑了解剖组织在治疗过程中的运动和分次治疗间的位移误差，如呼吸和胃肠蠕动、日常摆位误差、靶区收缩等引起放疗剂量分布的变化和对治疗计划的影响。在患者进行治疗前、治疗中利用各种先进的影像设备对肿瘤及正常器官进行实时监控，并能根据器官位置的变化调整治疗条件使照射野紧紧“追随”靶区，使之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治疗。这是目前肿瘤放射治疗的发展方向，可在同一台治疗设备上实现精确计划（TPS）、精确定位（IGRT）、精确治疗（IMRT）。目前瑞典世界最先进放疗设备都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中国的医用加速器在此方面有一定的差距，伽玛刀具有一定基础，应该尽快发展影像引导系统，追赶世界潮流。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简称粒子植入，是将放射性颗粒源直接植入到肿瘤内部，通过持续释放射线摧毁肿瘤。现在临床运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碘125的放射性物质。每个碘125粒子就像一个小太阳，其中心附近的射线能量最强，可最大限度降低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主要依靠立体定向引导系统将放射性粒子准确植入瘤体内，包括超声、CT和MRI等。专家认为，相比其他肿瘤治疗技术，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本身需要穿刺引导技术，操作有一定难度，需要严格的医生培训，严格把握适应症。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早在1909年，法国人在巴黎镭放射生物实验室就利用导管，将带有包壳的镭置入前列腺，完成了第一例近距离治疗前列腺癌。但早期技术由于剂量不了解，造成患者严重损伤。直到1931年，瑞典研究人员提出了近距离治疗的概念，并发明了剂量表格计算方法，才减低了并发症风险。上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纪念医院开创了经耻骨后切开组织间粒子植入治疗前列腺癌，形成了今天前列腺癌近距离治疗的雏形。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早期前列腺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成为标准治疗手段，在国内其治疗理念也渐渐得到认可。
我上面所介绍的这些技术进展，弄清楚原理了也不难，要求的条件也不很高，并不像外科技术那样难度大，培养周期长，同时这些技术大大减少患者痛苦，一些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很好地耐受，给很多失去手术、失去治疗机会的转移复发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放疗在国际上已经是主流的肿瘤治疗手段，效价比高。我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访问学习时，所到之处，无论哪一家医院，放疗科的硬件设施、建筑设施和人员配备均是医院最好的。近年来国内一大批优秀放疗专家，努力学习国外新技术，推动新技术在我国普及发展，努力研发中国自己的放疗设备，推动民族产业进步，值得钦佩，大大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个人认为放疗本身已经达到了与外科技术想媲美的水平，国内很多大型医院的放疗水平也已与国际水平接轨。但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均衡，水平也岑持不齐，并不是所有医院放疗设备都能够“物尽其用”。
医脉通：不能“物尽其用”指的是什么？您为什么这么说？
王俊杰教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肿瘤患者中近70%患者需要借助放射治疗或配合手术达到根治、姑息治疗的目的。而我国有很多肿瘤患者，需要放疗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导致我们国家肿瘤整体治疗水平不及美国的一半。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患者认识的误区，二是其他肿瘤专业医生对放疗专业了解不多，三是放疗医生对扩大学界的影响力缺乏紧迫感。
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患者的治疗理念，不是得了肿瘤就要手术，很多肿瘤单纯放射治疗与手术疗效是一样的，而且可以很好地保留患者的器官，比如
有些患者应该接受放疗的结果跑去做了手术，这也不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患者有选择自己治疗的权利，而医学的宗旨是为患者服务，满足患者需求，他们需要什么，医生就应该尽力满足什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患者接受治疗前充分告知，是否告诉患者还有一种治疗技术不需要手术？
现代医学从西方引入中国，我们的医院一直沿用过去的内科、外科的分科管理模式，而不是按疾病或按器官进行分类。近几年国内虽然有些肿瘤专科医院开始根据器官分科、或者采取跨学科联合查房等方式，但医学教育体系仍无实质性改变。无论是医学院校、大学教育、还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都缺乏系统的肿瘤学培训。国家层面缺乏肿瘤放射治疗医生系统培训、培养体系。在美国放疗医生培训需要11年的时间，而且每年只有100名通过医师考试，竞争十分激烈。
多年来对我们放疗的宣传也在患者中留下及其负面的印象。放疗副反应大，会掉头发，是烧伤治疗等，导致患者产生严重惧怕心理。而现代调强放疗技术进步、影像引导技术确保放疗的副反应已经大大降低，也就是今天的放疗与历史上的放射治疗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因此，我们急需要对现代放射治疗的优势、理念进行全方位普及、报道和推广。
除了这些，放疗医生队伍本身也有很多认识上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自身教育认为放射治疗是姑息治疗，是缓解症状治疗，是为了配合手术的治疗等等，结果导致了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信心不足。当然，这和具体单位设备更新不及时、人才培养不到位有一定关系。
我经常讲一句话，癌症治疗就是一场人类与癌症之间的战争，首要问题是你有没有坚定的信念，要争取打败它。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你想给病人治好，靠什么呢？精湛的专业技术、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多科学、多技术的科学、合理布局。如果一个10公分的肿瘤来了，没有手术机会了，放疗单独也不能胜任，怎么办？现在很多技术可以让这样的肿瘤体积减小一点，如介入治疗或者全身化疗，2-4周期后，可能10公分肿瘤就缩小到6-8公分了。还是很大，放疗依然没办法，那么放疗再加上化疗，可能就变成5公分了。如果肿瘤达到这样的体积就有很多手段了。外科、冷冻、射频消融和放射性粒子等，肿瘤控制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目前有很多能够实现器官保护的微创技术，5公分以下的肿瘤我们大都是能拿下来的。因此，现在特别强调的是健康体检，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是这个道理。肿瘤越小越好治疗，而且疗效也好，省时、省力、也省钱。同时更应该强调多学科协作，单兵作战总是不如军团作战。
医脉通：之前采访过放疗领域其他几位大专家，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了肿瘤放射学人才培养的问题，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
王俊杰教授：我给你说一组数据，目前中国设置了放疗科的医院大约有2000家，按照现在的肿瘤发病率和放疗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预计10年后中国放疗将增加到5000家，而现在专业的放疗医生才多少？除了201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医学院有放射肿瘤学专业的本科生。想一想，到那天，全国那么多的医院，放疗科房子有了，高端设备也买了，可是没有大夫，怎么办？
造成当前这个局面，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历史，现代医学外科主导一百年，以前医学就分内科、外科，最早的放射治疗是归在放射诊断科，属于医技科室。从一开始，放疗的地位就不高。多年来，又一直沿用过去的医院分科模式，这个体系在过去很多年都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现有的大学教育体系，牵扯面很大，要改变难度也很大。但是，我们总要改变，因为今天的患者需求变了，市场需求变了。我们需要医学专家去推动，也得靠政府的努力，两边都有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医学教育。因为医疗体系是这样，整个医学教育中肿瘤学专业是没有的，不光是没有放疗，化疗也没有。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已经成立了3年多了，很难招生，因为教学大纲里没有这个专业。目前在我们这里只是选修课，课时数也非常有限。
我们在想，未来中国的高校能否在医学院里单独设立一个系？能不能拿出10个院校开设这个专业，招医学物理、肿瘤学专业的学生？一年招100个、200个或者更多？
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的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到现在也还没有建立起来，住院医师规培今年才刚刚开始，可是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医生，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5年医学院学习，3年住院医培训，2年病理、影像等肿瘤相关知识学习，1-2年时间去国外医院看一看，回来再适应国内的医疗环境，如此推算，培养一个基本合格会看病的放射治疗医生至少要10-12年。
再者，像北大、清华、协和等这样的医学院校，培养目标还不能仅仅是普通的会看病的医生，还要做研究，要创新。除了上面所说的临床训练，还有科研方法培训。只有当一大批经过专科医师培训的肿瘤医生顺利、独立走上工作岗位，那一天，中国放疗春天到来了。为什么美国能治好68%的肿瘤病人，而中国只能治好30%，差距这么大？其实设备的区别已经不大，关键是人才。我们的近邻韩国追的很快，其次是日本。
我们现在的目标，除了常规的医、教、研工作外，还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做点事情。
一是向外，与中国放射性粒子团队专家继续加强协作，在该领域继续不断创新，把中国的放射性立粒子治疗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推向世界。
二是对内，计划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积极响应中央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号召，每年走4-6站基层医疗单位。建立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联盟，为基层培养一批队伍。
第三，2015年起通过中华放射肿瘤专业委员会，联合北京协和医院张福泉教授一起，推进中国近距离治疗肿瘤规范化进程。每年举办系列学习班，全国巡回讲座。第一期已经在长春开班。我们想力争十年时间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近距离放疗人才梯队，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临床规范和标准。
中国有那么多县，我们能跑得到的屈指可数。所以需要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同时，兼顾医学健康教育，作好早期预防工作。中国的宫颈癌患者大部分在农村地区，但是县乡医院缺乏肿瘤专科医生。我们希望下一步跟政府结合，做一些子宫颈癌筛查工作，毕竟早期宫颈癌治疗起来容易很多，预后也非常好。我们不单单是治疗一个一个的患者，我们是挽救一个一个家庭。
医脉通：感觉您所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医生应该做的。
王俊杰教授：是的，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医生，给每一个来找我的病人认真负责地看病是我起码应该做的，那我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尤其做到了今天，哪些事情更重要？
医脉通：您当初学医是自己选的吗？
王俊杰教授：我家里祖传中医，父亲中间断了，跑去学文学，让我接着学医。但是我挺感谢他，因为这几十年医生做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发现我挺适合做这个职业。现在如果要我转行，我想不出来除了医生还能做什么。做医生，尤其是肿瘤医生，极具挑战性。因为治病救人不是工厂的流水线，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
我的患者绝大部分是基层医院转来的。所以治疗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把病人治好，延长生命，每天都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挑战。
医脉通：那如果挑战失败呢，会不会有落差？
王俊杰教授：当然有，现在肿瘤局部控制治疗手段已经提高很多，通过提高肿瘤局部照射剂量，改善肿瘤患者长期生存，在前列腺癌、早期肺癌和胰腺癌均得到证实。肿瘤全身转移仍是目前肿瘤治疗的难题，还是缺乏理想的解决办法。
医脉通：放疗科医生为什么不敢加大剂量？
王俊杰教授：一是放射治疗设备十分昂贵。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医院设备更新不及时或者无法引进高端设备。既往的放疗设备只能进行大野照射，属于姑息治疗技术，预防照射技术，无法满足大分割、大剂量照射要求；二是医学物理人才严重缺失。中国的物理师无论在数量上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医生与物理师比例严重失衡，影响整个放射治疗行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医脉通：这么为病人着想，您一定很受病人欢迎吧？现在大环境不太好，您遇到过不讲理的人吗？
王俊杰教授：医生是个特殊行业，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的经验是，跟病人和病人家属沟通是一门艺术。
有的人心直口快，不拐弯抹角，喜欢直来直去，我就会相对直接的告诉他基本情况和问题，之后我们的治疗计划是什么，为什么采取这样计划，期间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如何面对？但是我们也是有要求的，患者得服从安排、积极配合。毕竟做了这么年医生，我知道什么情况我能处理，什么情况一但出现无法处理。有时我们也没有十分把握，就会说咱们一起努力，你走了那么多家医院才找到我，肯定还是希望有办法。有时也遇到钻牛角尖的患者，就只能告诉他我会尽力，我们都希望达到什么的效果，如果达不到再想其他办法，总之沟通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其实绝大部分的患者还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做大夫的，把更多时间花在前面，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后面就容易一些。那种特别胡闹的我也遇到过，沮丧、灰心、难过、失望都是有的。但你做事不是为了一个人，因为下一个患者又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需要我们去面对。看着病人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出院，在某一天给你发短信或打电话告诉你他的近况，甚至来看你，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任何其他都带不来的。你再苦，再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莫大的安慰。
我始终相信，无论社会怎么变，有一种东西是不会变的，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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