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当地时间5月30日~6月3日在芝加哥盛大召开。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肿瘤学盛会之一，本届ASCO汇聚国际顶尖专家，分享突破性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洞见，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深度融合，为全球肿瘤诊疗格局的革新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升注入磅礴动力。值此盛会之际，医脉通特邀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强教授与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Hope S. Rugo教授对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前沿研究进行深度解读，分享相关研究的设计亮点和临床价值。
刘强教授：
非常高兴在ASCO年会上与Rugo教授再次会面。衷心祝贺Rugo教授就任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新职务。作为全美排名前五的顶尖癌症中心，能否请您简要介绍该中心的特色优势以及您选择加入的原因？
Hope S. Rugo教授：
此次任职确实是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此前我一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癌症中心工作，而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目前我担任该中心女性癌症项目主任兼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同时兼任肿瘤内科和治疗学研究系教授。
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现已形成覆盖全美的多院区体系，包括整合的美国癌症治疗中心的三家机构。我们正在这些院区积极推进临床试验的开展和规范化诊疗模式的实施。此外，南加州地区新建的橙县分院与杜阿尔特主院区共同构建了完善的诊疗网络。这种多院区布局能有效解决患者就医距离问题，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有些相似。
我们中心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和完善的支撑体系，具备开展从早期探索到III期临床试验的全链条研究能力。特色学科建设方面，我们不仅设有高水平的老年肿瘤专科，还新引进了运动生理学专家，将共同开展肿瘤康复项目。正如本次ASCO年会发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研究结果所示，运动干预可改善肺癌患者预后，这一发现为肿瘤康复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我个人而言，这一平台既能让我在临床试验设计、患者权益维护和临床诊疗方面的综合经验得到充分运用，也有助于培养乳腺肿瘤领域的专业人才。我期待未来在这个平台继续与包括中国同行在内的国际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乳腺癌诊疗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治疗希望。
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抗体偶联药物（ADC）研发策略：聚焦创新靶点，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药物转化
刘强教授：
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是否具备支持研究人员开展ADC药物自主开发的系统性资源与团队支持？
Hope S. Rugo教授：
本中心确实具备支持ADC药物研发的专业团队和技术平台。不过，完整的ADC药物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资源，特别是连接子技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我们采取的战略定位是：在提出概念、靶点筛选和新药评估等早期研发环节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与具备产业化能力的合作伙伴协同创新。具体而言，本中心研究人员主要负责创新靶点的发现与验证工作，后续将与专业药物研发机构合作共同推进候选药物的开发与转化。
ADC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与未来突破方向：毒性管理优势、早期应用探索及新型药物研发
刘强教授：
近年来，ADC已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要临床治疗策略。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当前ADC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比如，其毒副作用控制尚未达到理想水平。理论上，ADC药物应当实现肿瘤组织的精准靶向治疗，但现有大多数ADC仍存在明显的毒副反应。不过，众多ADC的疗效数据表现亮眼，比如最新ASCENT-04临床研究数据显示，戈沙妥珠单抗（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作为一线方案治疗PD-L1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已展现出显著疗效。基于当前发展现状，您如何评价ADC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未来该领域需要重点突破哪些关键技术？
Hope S. Rugo教授：
与单纯化疗相比，ADC在毒性管理方面仍具有优势。ADC药物不会导致累积性或永久性的血细胞毒性及骨髓毒性。例如，尽管治疗期间可能导致骨髓抑制，但通常是可逆的，骨髓功能可在治疗周期的间歇期或停药后恢复。这与铂类药物导致的长期骨髓抑制明显不同。此外，ADC不会引发神经病变这一在传统化疗中常见的严重问题，且药物输注反应也较为罕见。
然而，不同ADC也具有特征性的毒性谱，其不良事件的管理重点也存在差异。 例如，恶心和间质性肺疾病，或骨髓抑制与腹泻等不良事件。值得欣慰的是，针对这些特征性不良事件，均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临床管理路径。
从长远来看，仍需深入探究部分ADC较其他药物更易导致脱发的具体机制，并持续优化其药物递送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ADC药物递送系统的灵活性本身就是其疗效的关键所在，某些化疗样不良事件（如高效的细胞杀伤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药物有效递送并发挥抗肿瘤活性的体现。以ASCENT-04研究为例，该研究有力证实在PD-L1阳性患者中，采用更高效的化疗递送平台（SG）替代传统化疗药物，并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可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治疗结局。
尽管如此，ADC领域仍存在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例如，对于在早期或辅助治疗阶段已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患者，后续如何最佳地整合ADC治疗策略，仍需深入探索。值得肯定的是， ASCENT-04研究数据也带来了积极信号：患者因不良事件导致停药的发生率较低，且目前临床已建立了规范化的不良事件管理策略。
基于临床观察，我们发现在一线治疗阶段应用ADC药物，其骨髓毒性反应可能相对较轻；同时，腹泻等不良事件似乎与特定代谢途径相关。这些现象极具研究价值，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针对性研究加以验证和阐明。
未来ADC领域的发展需聚焦以下关键方向：首先，持续优化药物安全性，降低治疗相关毒性；另一重要维度则是探索其在疾病更早期阶段的应用价值，以预防转移性病变的发生。 在治疗策略方面，用药顺序的优化仍是核心挑战。值得关注的是，DESTINY-Breast06研究探索了德曲妥珠单抗（T-DXd）晚期一线治疗的潜力，然而，是否所有患者均需一线使用ADC？其核心在于进一步明确适用人群的精准筛选标准。
此外，基于本次ASCO会议的最新证据，内分泌治疗与化疗的最佳序贯方案也亟需深入探索：是否所有患者均需优先尝试所有内分泌治疗方案？抑或对于高疾病负荷患者应更早启用ADC？解答上述关键问题将为临床实践提供关键指导，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当前，ADC领域的创新研发十分活跃。例如，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乳腺癌大会（ESMO BC）上公布的针对B7-H4（一种免疫效应分子）的新型ADC，以及新型肽偶联药物（呈类似“自行车状”的肽链连接有效载荷，具备穿透传统药物难以抵达组织的潜力），均展现了该领域的多样化探索方向。尽管不同技术路径的优劣尚未明确，但无疑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ADC与化疗：互补协同，优化序贯——从替代走向精准整合
刘强教授：
当前，ADC药物在诸多临床场景中已展现出优于传统化疗的表现。如您提及的ASCENT-04 研究结果证实，ADC联合免疫治疗对比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在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实现了显著改善。基于当前证据，您认为ADC最终会取代传统化疗吗？或者在乳腺癌特定领域，是否存在实现的可能性？
Hope S. Rugo教授：
从现有数据来看，ADC有望部分替代传统化疗。除ASCENT-04研究外，ASCENT-03研究（针对PD-L1阴性或不适合接受免疫治疗的人群）的初步结果也显示SG疗效优于化疗。此外，由中国自主研发的TROP2靶向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在II期临床试验中表现出色。此外，其针对经治TNBC患者的疗效数据也十分亮眼。这些证据共同支持ADC是比传统化疗更优的细胞毒药物递送系统。
但是，传统化疗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DESTINY-Breast11试验为例，结果显示T-DXd序贯THP（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方案较当前标准治疗方案（多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序贯THP）更具优势，这提示非交叉耐药药物间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化疗暂无法被完全替代，但ADC的出现确实为临床提供了更优的治疗选择。
刘强教授：
我完全认同ADC与传统化疗之间应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一观点。鉴于肿瘤异质性导致非交叉耐药人群的存在，序贯使用不同机制药物仍是必要策略。不过，凭借其卓越的疗效获益和更佳的安全性特征，ADC有望成为更受青睐的一线选择。
Hope S. Rugo教授：
这个话题引申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临床课题：针对内分泌治疗耐药伴肝转移的年轻患者群体，采用T-DXd诱导治疗后接续内分泌维持治疗的创新模式是否可行？虽然该方案的实施需要与药品监管部门和制药企业达成共识，但其临床转化价值值得期待。
SERENA-6研究：循环肿瘤DNA（ctDNA）指导下的内分泌治疗策略，显著改善患者PFS与生活质量
刘强教授：
近日，SERENA-6 III期临床试验结果在ASCO年会LBA环节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同步发表，引发乳腺癌领域高度关注。该研究作为全球首个基于ctDNA动态监测ESR1突变指导治疗策略调整的III期试验，其创新性方案与数据结果值得深入探讨，请问您如何评价该研究方案及研究数据？这些结果是否会促使您立即调整临床实践，抑或仍需更长期的随访观察再决定？
Hope S. Rugo教授：
在美国临床实践中，我们需要对该试验结果进行仔细权衡。该研究共纳入3,256例一线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AI；来曲唑或阿那曲唑）+CDK4/6抑制剂（哌柏西利、瑞波西利或阿贝西利）治疗≥6个月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采用ctDNA液体活检每2–3个月监测ESR1突变。在未见疾病进展的前提下，共有315例检测出ESR1突变的患者被随机分到两组，Camizestrant组：从AI切换至Camizestrant，继续维持原CDK4/6抑制剂治疗，并加用AI安慰剂；对照组：继续原AI+CDK4/6抑制剂治疗，并加用Camizestrant安慰剂。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的中位PFS为9.2个月，而Camizestrant组延长至16个月。SERENA-6研究中更具说服力的是生活质量曲线呈现的显著差异，Camizestrant组和对照组整体健康状况/生活质量恶化中位时间分别为23.0个月vs. 6.4个月，Camizestrant显著延缓了生活质量下降，在维持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目前观察到的生活质量改善幅度最大的研究之一。
刘强教授：
目前临床证据表明ctDNA更具特异性，能更早预测进展。基于这样的背景，SERENA-6研究与传统基于肿瘤标志物（如CEA/CA15-3）改变治疗策略的理念不同，采用了ctDNA指导内分泌耐药管理。请问您怎么看待ctDNA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
Hope S. Rugo教授：
ctDNA与传统肿瘤标志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能够直接反映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当检测到可靶向治疗的耐药突变时，表明肿瘤已发生特异性生物学改变。这标志着肿瘤诊疗已进入超越传统肿瘤标志物的新时代。尽管基于ctDNA检测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仍存在学术争议，但相关研究数据的进步性毋庸置疑。
刘强教授：
我完全认同这一观点。SERENA-6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代表着肿瘤精准诊疗领域的重大突破。
Hope S. Rugo教授：
尽管SERENA-6研究研究未设置交叉治疗组的设计，可能对长期疗效解读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一选择基于科学严谨性与伦理考量的平衡。后续分析还需结合真实世界治疗模式进一步验证疗效。
刘强教授：
目前仍有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答，我们期待后续更多试验数据的披露，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充分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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