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
2026年10月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图 心脏代谢医学:从生物学整合到临床转化
现代医学早期通常将心血管疾病与代谢性疾病视为不同类别,并由不同专科分别管理。20世纪中期,Framingham心脏研究提供了代谢异常与心血管风险相关的重要流行病学证据。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开始描述多种代谢异常聚集的现象,肥胖、
尽管取得上述进展,但代谢综合征框架仍以现象描述为主,数十年未能充分进入主流心血管指南,限制其临床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机制层面的认知进一步发展,逐渐强调腹型肥胖所反映的脂肪组织功能障碍,并将脂肪蓄积、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心血管风险联系起来。由此,CMD更强调系统性代谢功能障碍推动心血管结局发生和进展的连续过程,而不仅是危险因素的简单叠加。
近年来,心血管-肾脏-代谢(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CKM)健康框架进一步将肾脏功能纳入代谢异常与心血管疾病相互关联的连续谱。2026年相关指南通过CKM分期、基于PREVENT工具的风险评估、系统评估代谢及肾脏危险因素,以及跨学科照护协调等内容,推动这一框架向临床实践转化。

图 心血管代谢医学概念性表述的历史演变
现有证据显示,心血管、代谢和肾脏疾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多条相互作用的病理生理通路相互关联。脂肪组织功能障碍、胰岛素抵抗、慢性低度炎症、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肾脏疾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心血管损伤和疾病进展。
心-肾-代谢框架进一步把代谢危险因素、慢性
在具体治疗方面,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能够减少主要血管事件,是
专门CMM照护模式的证据仍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研究模式不一,且多采用替代或中间结局。 专门心血管代谢门诊的正式经济学评价有限,其在不同医疗体系中的可推广性也缺乏充分证据。未来研究需要采用标准化指标,前瞻性比较整合式CMM照护与常规照护,并评估指南落实、危险因素控制、心血管和肾脏事件、患者报告结局、医疗资源使用、成本效益及健康公平性。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口结构与生活方式,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持续增加。与此同时,疾病知晓、治疗启动和有效控制仍存在不足。iCaReMe China登记研究于2023-2024年纳入来自60家医院的9000例2型糖尿病患者。结果显示,仅29.0%的患者HbA1c低于7.0%,27.8%的患者血压低于130/80 mmHg,43.0%的患者LDL-C低于2.6 mmol/L。 这表明,即使患者已经接受医院诊疗,多项主要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仍未得到充分控制。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年数据的分析显示,2023年中国约有1.358亿心血管疾病现患病例、450万例心血管疾病死亡,以及893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这一疾病负担主要有三个特征:受影响人群绝对数量庞大、主要危险因素持续增加,以及疾病患病负担与有效管理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
在这一流行病学背景下,中国 CMM 的发展不仅仅是新亚专科的引入,更是对疾病格局变化的必要回应。
中国的服务碎片化既存在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也存在于不同专科之间。既往研究指出,基层与医院之间协调不足、临床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相对分离、人员能力不均衡,以及健康信息系统碎片化,都是慢性病管理面临的障碍。
在实施层面,中国也已出现了可供CMM借鉴的组织模式。代谢管理中心(Metabolic Management Center,MMC)项目于2016年启动,旨在以标准化的一站式模式管理糖尿病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相关研究报告了HbA1c、部分血脂指标和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改善。不过,MMC目前仍主要以糖尿病和代谢疾病管理为中心,现有证据也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因此适合被视为CMM相关的重要实施平台,而非经过验证的全国性CMM模式。
学术组织层面的跨专科协作也在推进。2021 年,中国
除此之外,患者参与还受到医疗服务和社会环境影响。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2008年的6.48%提高至2020年的23.15%,但地区、城乡、年龄和教育程度之间仍存在差异。数字化基础设施既是当前的限制,也是潜在的支持工具,其可以支持慢病管理,但数字化工具本身并不能替代完整的CMM服务体系。
临床视角下,CMD理越来越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转变。CVD预防理念不断演讲,已从治疗已发生的心肌缺血,发展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到在更早期阶段调控代谢稳态,防治关口前移。这要求临床医生摒弃被动的、以单次就诊为基础的照护,主动识别尚未被满足的心血管代谢需求。在新模式下,医生不仅是治疗提供者,也是风险沟通、生活方式指导、共享决策和长期管理的合作者。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药物和介入治疗等手段飞速进展,生活方式干预仍是CMD预防与管理的基石。
在中国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还必须兼顾医疗体系与患者层面现实条件。国内证据提示有效的自我管理不只取决于患者知识,还受自我效能、医患沟通、社会支持、资源可及性影响。但当前很多临床医生身处高强度、医院中心化体系,缺少社区参与、预防咨询、长期风险管理的时间与制度保障,限制从 “治病” 向 “维护健康” 转型。对心脏代谢医学而言,它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在本已碎片化的体系中再增加一个亚专科,而是推动心血管照护转向整合、以患者为中心的跨学科预防与管理。综合流行病学、制度、文化层面挑战,中国推进心脏代谢医学,需要协同战略,而非孤立的临床举措。
针对上述挑战,提出分阶段的CMM实施策略,将学科发展、机构整合、指南标准化、专业人员培训和人群层面的预防相结合。
第一,建立国家层面的CMM框架,明确服务范围、核心能力、临床路径和结局指标。
第二,通过心血管代谢门诊、多学科团队促进机构整合,重点关注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
第三,建立结构化的CMM人员培训体系,包括标准化课程、专科培训、继续医学教育和基于能力的认证。
第四,让指南制定与实施科学成为国内心脏代谢医学实践的核心组成。需要国家级指南或专家共识明确心脏代谢疾病风险分层算法、治疗路径、随访模式与质量指标。数字健康平台、真实世界数据系统可进一步支持人群风险筛查、患者随访、依从性监测、结局评价。

图 中国CMM实施与评估的拟议框架
在操作方面,可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级心血管代谢中心相衔接的分层模式:基层负责早期筛查、初步综合风险评估、主要危险因素的常规管理、依从性支持和长期随访;对多病共存复杂或危险因素控制不佳的患者,可转诊至上级医院。三级医院提供整合专科评估,并作为转诊、培训与质量改进的枢纽。同时文章提醒,CMM的实施应避免制造孤立的专科壁垒,其目标不是取代现有专科,而是通过共享路径、共同风险评估和纵向随访把它们连接起来。
在亚洲,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膳食改变、体力活动不足、肥胖升高,共同促进心血管代谢风险增加。很多亚洲人群在相对更低的BMI水平下即可发生糖尿病、腹型肥胖、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风险升高,凸显需要地区特异性风险评估与预防策略。
在中国实施的CMM经验,也可为其他面临相似流行病学与医疗体系转型的亚洲国家提供借鉴,但CMM模式不应当各国直接照搬,实施必须适配本土疾病谱、医疗基础设施、医保体系、人才储备、公众预防与自我管理文化。
这篇综述将CMM的发展放在疾病概念演变、个体治疗证据、整合式照护研究和中国医疗服务现实中进行讨论。现有证据支持心血管、代谢与肾脏风险之间的生物学联系,也支持多项个体治疗策略的疗效;但CMM专门照护模式能否改善长期心血管和肾脏结局、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以及能否促进健康公平,仍不能视为已经得到证实。 下一步重点,是建立协调的实施框架、加强多学科照护和基层—三级医院衔接、完善培训与数字化支持,并通过前瞻性研究评价实施效果。
李建军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原内科管委会暨
国家心血管病专委会代谢性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 副主委
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IAS)亚太分会执行委员
国家心血管病专委会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专家委员会常委
中国生物化学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委会常委
国际心脏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常委
亚太代谢性心血管疾病联盟常务理事
北京市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管理专委会委员
15种国际期刊 (JACC-Asia, NATURE-CV Health, CCA等) 编委
10余种中文期刊 (中华CV病/中国循环/中华老年CV病杂志等) 编委
发表SCI论文400+, 影响因子1000+, 被引21000+, H指数69
2022-2024年斯坦福大学2%顶级科学家和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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