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基因
目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已从传统的清髓性预处理向减低强度预处理(RIC)以及使用供者来源免疫效应细胞的策略演变。本综述总结了RIC的趋势,提出了一种实用的方案分类,并强调个体化风险分层和疾病特异性预处理。
近期发现:以
总结:RIC已将allo-HSCT扩展至更年长、更衰弱的患者,尽管存在复发风险,仍实现了与清髓性方案相当的结局。未来工作应优先开展比较RIC方案的前瞻性疾病特异性试验;将动态生物标志物(MRD、免疫谱分析、NGS嵌合体)整合到适应性预处理中;开发衰弱调整方案;以及评估移植后细胞治疗和靶向维持治疗以预防复发。这些进展旨在个体化预处理和移植后管理,以最大化生存并最小化毒性。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部分非恶性疾病的潜在治愈性治疗手段。预处理方案也称为准备方案(preparative regimens),是allo-HSCT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干细胞输注前给药,它们根据原发疾病的不同服务于几个关键目的,包括根除残留恶性细胞、充分免疫清除受者免疫系统以防止移植物排斥,以及创造骨髓空间以促进供者干细胞植入。
数十年来,成功的移植主要限于能够耐受清髓性预处理(MAC)方案相关深度免疫抑制和严重毒性的年轻、健康患者。传统的MAC方法通常由高剂量化疗药物联合或不联合全身照射(TBI)组成,旨在通过最大程度细胞减灭实现完全肿瘤根除。不幸的是,这种激进策略以较高的方案相关死亡率为显著代价,且主要适用于年轻患者。减低强度预处理(RIC)方案的发展则代表了allo-HSCT的根本性范式转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性工作表明allo-HSCT不一定需要完全根除受者造血才能实现持久植入和治疗获益。相反,allo-HSCT的抗肿瘤疗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供者免疫细胞通过移植物抗肿瘤效应识别残留肿瘤细胞。这一概念转变导致了RIC方案的发展,这些方案以更好的耐受性促进供者细胞植入,从而将allo-HSCT扩展至老年患者以及有明显合并症或体能下降的患者。基于这一渐进认识,此后开创了众多具有不同安全性和毒性特征的RIC方案,并应用于广泛的疾病类型和患者特征。本综述旨在总结这些RIC方案在各种疾病环境中的多样模式和演变趋势及其临床意义。
RIC的正式定义由国际血液和骨髓移植研究中心(CIBMTR)于2006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共识确立,包含三个定义特征:可逆性骨髓抑制、低非血液学毒性和诱导混合嵌合体。根据这一定义,包含单次分次≤500 cGy或分次剂量≤800 cGy的TBI、白消安≤9 mg/kg、美法仑剂量≤140 mg/m²或
最近,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EBMT)引入了移植预处理强度(TCI)评分,以提供超越传统MAC和RIC分类的更精细预处理强度评估。TCI评分根据累积给药剂量为各预处理组分(包括化疗和TBI)分配预定义强度权重(表1)。各单项评分相加生成总TCI评分,将预处理强度分为三组——低(评分1-2)、中(评分2.5-3.5)和高(4-6)。例如,静脉白消安累积剂量12.8 mg/kg贡献3分,而氟达拉滨120 mg/m²贡献0.5分,总TCI评分为3.5(中等强度)。TCI评分可比传统MAC/RIC分类更准确地预测非复发死亡(NRM)。因此,该评分系统可为根据个体患者特征和风险因素调整预处理强度提供有临床意义的指导。

RIC方案的格局多样,大致按其主要化疗组分和涉及药物数量以及具体应用分类。许多当代RIC方案建立在氟达拉滨骨架之上,因其在allo-HSCT中具有多方面优势。通常来说,氟达拉滨以150–180 mg/m²静脉给药4–5天,作为主要淋巴清除剂。这种嘌呤核苷酸类似物具有强效抗白血病和免疫抑制特性,其在RIC中的主要作用是有效清除内源性淋巴细胞,当以RIC剂量使用时,氟达拉滨诱导可逆性骨髓抑制。这种选择性T细胞清除对于确保移植物接受、最大化供者细胞植入和免疫恢复,同时最小化对非血液学器官的损伤至关重要。此外,氟达拉滨与烷化剂和照射联合时表现出协同活性,主要通过抑制暴露于这些DNA损伤剂后的细胞DNA修复机制。因此它作为几乎所有现代RIC方案的有效骨架。
最常用的两药RIC组合之一为氟达拉滨联合白消安(Flu-Bu或FB),尤其在
氟达拉滨/美法仑(Flu-Mel或FM)方案是另一种成熟的RIC组合,其开发由MD Anderson癌症中心团队于2000年代初领导,使用美法仑剂量100–180 mg/m²。Flu-Mel方案的长期随访数据显示,对于活动性疾病患者,将美法仑剂量递增至140–180 mg/m²所获得的生存结局与完全缓解期移植患者使用100 mg/m²所达到的结局相似。
与Flu-Bu相比,减低强度的Flu-Mel方案始终表现出显著更低的复发风险,尤其在AML和MDS患者中。最近一项涵盖17项研究、10,396例患者的综合荟萃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动态,显示虽然两者OS通常相似(主要是因为Flu-Mel在复发保护方面的优势常被增加的NRM所抵消),但Flu-Mel在PFS方面提供显著总体优势,这种生存获益在髓系恶性肿瘤和老年人群中尤为明显。一项倾向评分分析评估了Flu-Mel 100 mg/m² vs Flu-Mel 140 mg/m² vs Flu-Bu(目标曲线下面积4000–6000 μmol/min/天),显示在60岁及以上AML和MDS患者队列中,Flu-Mel 100 mg/m²与更优的PFS和无GVHD、无复发生存(GRFS)相关,这些发现提示Flu-Mel 100 mg/m²可能为老年患者提供疗效和耐受性的最佳平衡。然而,Flu-Mel方案的影响似乎是疾病特异性的。与AML/MDS中所见结果相反,荟萃分析数据表明淋巴瘤患者使用Flu-Mel相比Flu-Bu经历显著更差的OS和更高的TRM[。这提示对于淋系恶性肿瘤,Flu-Mel平台的固有毒性可能抵消其抗肿瘤获益,从而强化了根据患者年龄和具体基础疾病个体化选择RIC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增强细胞减灭疗效和强度,已开发出基于氟达拉滨的三药方案,通常加入第三种药物如塞替派或低剂量TBI。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研究了使用氟达拉滨、美法仑(100–140 mg/m²)联合塞替派(5 mg/kg)或2 Gy TBI的平台。该研究评估了接受替代供者——特别是单倍体(Haplo)和9/10相合无关供者(MMUD)——移植的高危患者,使用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进行GVHD预防。结果显示这种强化方法的可行性,97–98%的可评估患者实现持久供者嵌合,Haplo组和MMUD组100天NRM分别低至10%和13%。1年时,Haplo和MMUD组PFS率分别为60%和47%。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发现对于较年长或更衰弱的患者,将美法仑剂量降至100 mg/m²可维持与140 mg/m²剂量相当的生存和疾病控制。
在这些发展之后,将TBI或塞替派整合到Flu-Mel骨架中已在其他高危人群(如
包含低剂量TBI的RIC平台也已广泛使用,在接受HLA相合同胞移植的老年或医学衰弱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在Niederwieser等人的一项关键研究中,52例老年或医学上unfit的患者接受了氟达拉滨联合2 Gy TBI的allo-HSCT。强调其临床实用性的是,这种方法促进了强劲的供者造血并取得有希望的结果。88%的患者成功实现持久供者嵌合,而100天方案相关死亡率低至11%。1年OS报告为44%。
为将这一最低强度框架扩展至单倍体移植,研究者将环磷酰胺整合到氟达拉滨/TBI骨架中(Flu-Cy-TBI)。加入环磷酰胺的理由在于其强效且多功能的免疫抑制特性;移植前给药时,它有效抑制宿主免疫系统以防止移植物排斥,这是HLA不合移植中的一个重要障碍。此外,该平台使用高剂量PTCy选择性清除同种反应性T细胞,同时保留非同种反应性免疫。环磷酰胺的双重应用允许稳定植入和减轻严重GVHD,而无需强化毒性化疗。这种Flu-Cy-TBI方法的临床实用性在Johns Hopkins和Fred Hutchinson癌症中心对68例患者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尽管供受者对之间HLA差异程度高,该方案维持了良好的安全性特征,1年NRM仅为15%,2年OS为36%。
为提供这些多样方案比较疗效的更广阔视角,CIBMTR最近一项大型国家登记出分析评估了11731例老年(50岁及以上)AML和MDS患者的结局。这项迄今同类最大规模研究比较了五种常用氟达拉滨为基础的RIC方案:Flu-Bu、Flu-Mel 100 mg/m²、Flu-Mel 140 mg/m²、Flu-Cy-TBI和Flu-TBI。分析揭示了这些平台在长期生存和疾病控制方面的显著差异。该登记数据的一个关键发现是早期毒性与长期疾病控制之间的权衡。虽然Flu-Mel方案与最初6个月内更高的早期NRM相关,但晚期NRM在组间无显著差异。此外,Flu-Mel 100 mg/m²和Flu-Mel 140 mg/m²均表现出更优的OS和DFS,主要由与所有其他方案相比显著更低的复发率驱动。有趣的是,两种基于美法仑的方案在复发率或OS方面无显著差异,提示100 mg/m²剂量可能足以为老年患者提供强效抗白血病活性,正如作者团队此前所提示的。
这些基于氟达拉滨的平台在复发控制和方案相关毒性之间的微妙权衡表明,“最佳”预处理策略并非普遍适用,而是高度依赖于个体临床背景。这种量身定制方法的必要性凸显了以下各节的重要性,后面节将审查细化患者选择和特定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最佳RIC方案的关键因素。
RIC方案最初开发是为了将allo-HSCT的资格扩展至高龄或有显著合并症、不太可能耐受传统MAC方案的患者。预处理方案强度的选择需要仔细考虑复发风险与NRM之间的平衡,需要综合审查患者特征、疾病特征和移植相关因素。
患者相关因素:年龄、合并症、体能状态和衰弱
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RIC方案可安全应用于不同供者类型的老年患者(年龄≥60岁)。高龄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因为老年患者通常生理储备减少,对毒性的脆弱性增加。然而仅实足年龄不应是选择适当预处理强度的唯一决定因素,合并症评估在患者选择中也发挥核心作用。造血细胞移植合并症指数(HCT-CI)是一种经过验证的评分系统,旨在评估移植前器官功能障碍并预测allo-HSCT后NRM风险。较高的HCT-CI评分(≥3分)与移植相关并发症增加和生存较差相关。因此,对于这些医学上衰弱的患者,RIC方案通常被认为是更合适的方法。
功能状态通过Karnofsky体能状态(KPS)和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测量,也仍是关键预后标志物。来自EBMT
虽然年龄、体能状态和合并症提供了基础风险概况,但它们往往无法捕捉患者生理“体能”的细微差别。因此,衰弱评估(一种以多系统失调和应激后恢复稳态能力下降为特征的临床可识别综合征)已成为移植后死亡的强效独立预测因素。一项里程碑研究建立并验证了一种用于快速临床应用的新型HCT衰弱量表,这一多维工具纳入八个变量:临床衰弱评分(CFS)、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握力、计时起立行走测试(TUGT)、自评健康、跌倒史以及包括
疾病相关因素:疾病风险指数和可测量残留病
除广泛临床指标外,移植时特定疾病风险和分子状态也是选择预处理强度的关键决定因素。疾病风险指数(DRI)整合了细胞遗传学风险和移植时缓解状态,是移植后生存的成熟预测因素。根据CIBMTR数据,低或中危DRI患者使用MAC获得更优DFS和OS,而高危或极高危DRI患者使用MAC与RIC移植的生存无显著差异,可能因为这些人群的高固有复发风险不能被增加的强度完全消除。然而,对疾病状态更精细的评估,特别是可测量残留病(MRD)的存在,为在RIC和MAC之间选择提供了更大清晰度。BMT CTN 0901试验的分析表明,接受RIC的NGS阳性AML患者与接受MAC者相比复发率显著更高,无复发生存和OS更差。研究预处理强度的研究表明,MAC与移植后早期MRD清除概率更高相关。这些发现提示对于有MRD基因组证据的患者,MAC提供的强化细胞减灭可能是实现早期疾病根除所必需的,前提是他们较年轻且其他方面适合接受MAC。
整合风险分层模型
鉴于已经认识到患者或疾病因素均非孤立作用,近期研究已转向复合风险模型。虽然HCT-CI关注患者体能、DRI关注疾病侵袭性,但作者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造血细胞移植复合风险(HCT-CR)模型;该模型整合DRI和HCT-CI,将患者分为四个具有显著不同OS的不同风险组。这种复合方法比单独使用任一指数提供更优的区分能力,使临床医生能更准确地考虑患者合并症与疾病生物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细化导致了AML特异性疾病风险组(AML-DRG)和AML-HCT-CR的开发,后者纳入了ELN遗传风险和MRD状态等现代预后标志物。在这些模型中,移植前可检测MRD被赋予较大权重,因为它与形态学完全缓解患者死亡风险近两倍增加相关。通过将这些分子疾病风险与患者相关因素(年龄、HCT-CI)相结合,AML-HCT-CR模型代表了现代预测AML患者生存的最先进工具。这些综合模型不仅更好地分层预后,还将在未来帮助以更个体化方法指导治疗。
虽然RIC方案广泛应用于广泛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但最佳预处理强度的证据基础分布不均。前瞻性随机试验主要限于AML和MDS患者,而其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证据依赖于回顾性研究,这些研究常受固有选择偏倚影响。缺乏随机数据部分源于通过方案而非个体化风险分配强度的临床困难。例如,临床医生通常不愿将年轻、体能良好但有活动性疾病的患者随机分配至RIC(因高复发风险),或相反将衰弱患者分配至MAC,这为开展平衡的高水平比较研究造成了重大障碍。此外,缺乏跨中心标准化——包括强烈的机构偏好和大量可用的RIC和MAC方案——进一步使将广义试验结果应用于特定临床实践复杂化。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
三项前瞻性随机试验比较了AML或MDS患者的RIC和MAC方案,最著名的是BMT CTN 0901试验。这项前瞻性III期随机试验在18至65岁、HCT-CI<5的HLA相合移植受者中比较了RIC方案(Flu-Mel或Flu-Bu2)与MAC方案(Flu-Bu4、Bu-Cy或Cy-12 Gy TBI)。该试验因RIC组复发率显著更高和生存更差而提前终止。虽然RIC最初表现出更低的TRM,但主要终点18个月OS在统计学上相当。然而长期随访结果显示MAC相比RIC提供更优OS(HR,1.54;95% CI,1.07至2.20;P=0.03)。这一优势由RIC组过度复发率最终超过其TRM保护获益所驱动。
德国AML组的一项随机III期试验在18-60岁AML患者中比较了RIC方案(Flu-8 Gy TBI)与MAC方案(Cy-12 Gy TBI)。同样,该试验在入组195/目标252例患者后因入组缓慢而提前终止。经过近10年随访,累积复发率相似(两组均为30%)。尽管NRM有降低趋势(16% vs 26%),DFS无显著差异。
类似地,EBMT开展的前瞻性III期多中心随机RICMAC试验在18-65岁MDS或继发性AML患者中比较了RIC方案(Flu-Bu2)与MAC方案(Bu-Cy),显示NRM、复发和生存相当。
最近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FIGARO研究)在高危AML或MDS接受HLA相合供者allo-HSCT的患者中,比较了由氟达拉滨、amsacrine、
此外,众多回顾性多中心研究比较了AML或MDS患者接受allo-HSCT时RIC和MAC预处理的结局(表2)。大多数研究表明RIC与更低NRM风险但更高复发相关,而总生存和其他移植结局在两组间通常相当。主要局限性在于RIC下存在多种与不同移植结局相关的预处理方案。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虽然基于TBI的MAC是年轻、体能良好ALL患者的标准治疗,因其抗白血病效果优于化疗为基础方案,但其使用受限于显著的多器官毒性。因此,对于高龄或体能状态差的患者,可采用RIC方案。这些方案降低烷化剂和TBI强度,并纳入氟达拉滨为基础方案以实现充分淋巴清除。
一项CIBMTR研究比较了成人Ph阴性ALL中RIC和MAC,发现NRM或OS无显著差异,尽管RIC患者更年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存结局相似,RIC队列复发率略高。在多变量分析中,预处理强度与复发风险、NRM或OS无独立关联。类似地,最近一项EBMT回顾性研究对417例年龄>45岁、首次缓解ALL患者比较了三种常用RIC方案:Flu-Bu、Flu-Mel、Flu-TBI。2年时,三组间复发率、无白血病生存、OS和NRM相似。
多项研究表明,通过加入低剂量TBI或塞替派强化的RIC Flu-Mel为基础方案可能改善移植结局、降低复发率并预防CNS复发而不增加治疗相关死亡率(表3)。这些修改可能进一步增强RIC allo-HSCT在高危患者中的总体疗效,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

淋巴瘤
RIC方案通常优先用于复发或难治性淋巴瘤患者,因为它们允许利用移植物抗肿瘤效应同时维持可接受的NRM率。(表4)。

一项基于CIBMTR登记的分析对396例接受allo-HSCT的
在霍奇金淋巴瘤背景下,一项EBMT回顾性研究评估了312例复发或难治性疾病接受MAC(n=63)或RIC(n=249)allo-HSCT患者的结局。中位随访56个月后,两队列NRM相当。虽然MAC组显示复发率降低和EFS改善趋势,但这些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此外,MAC和RIC组24个月OS相似。
Allo-HSCT仍是骨髓纤维化(MF)的唯一治愈性治疗,但最佳预处理方案不确定,尤其在老年和有显著合并症的患者中。RIC方案主要是Flu-Bu和Flu-Mel,常用于降低治疗相关毒性同时维持足够疾病控制。在一项纳入160例MF患者的欧洲回顾性研究中,比较了Flu-Bu与Flu-Mel。Flu-Mel与更低复发风险但更高NRM和急性GVHD率相关,两种方案间OS无显著差异。类似地,另一项涉及61例MF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比较了Flu-Bu、Flu-Mel和氟达拉滨/
降低强度预处理(RIC)的演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格局,将治愈潜力扩展至以前不符合条件的老年和医学衰弱人群。通过将治疗重点从高剂量毒性细胞减灭转向免疫介导的移植物抗肿瘤(GVT)效应,RIC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实现了与清髓性预处理(MAC)相当的生存结局。然而实现最佳结局需要多维选择过程,平衡患者特异性因素(如合并症、体能状态和衰弱)疾病参数,包括细胞遗传学风险和MRD状态。反映这种复杂性,首选RIC方案因具体临床场景而显著不同(图1),从极低强度方案(如Flu/2 Gy TBI)到接近清髓强度的方案(如Flu/Mel 140)。这一广泛谱系凸显了进一步细分这些方案并单独研究以更好预测和改善移植结局的关键需求。

图1.通过多维风险分层进行个体化RIC方案选择
RIC的未来在于高度个体化的“精准预处理”。通过实时药代动力学监测氟达拉滨、白消安和美法仑进行精细给药,有望在最大化抗肿瘤疗效的同时最小化NRM。由于复发仍是长期成功的主要障碍,未来策略必须整合积极的移植后维持和新型免疫疗法,包括双特异性抗体。最后,从回顾性数据转向大规模前瞻性试验和标准化评分系统,对于提供个体化临床决策所需的高水平证据并在未来几年改善移植结局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Chumnumsiriwath, P., Ciurea, S.O. & Kongtim, P.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Balancing Efficacy and Toxicity Across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Curr Hematol Malig Rep 21, 23 (2026). https://doi.org/10.1007/s11899-026-0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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