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拥军 教授

李拥军教授：挑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首先是观念层面，其次才是技术和器械层面，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最佳药物治疗已将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降至很低——强化降脂、抗血小板药物及秋水仙碱等抗炎药物的应用，不仅在颈动脉领域，在心脏和外周血管领域亦然；

二、人体代偿能力强大，若以症状为驱动，确实不易发现问题；以影像或更精准的手段为驱动，则仍存在大量问题。

以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为例，近年有文章提出，TIA概念或许应当重新审视：它只关联时间和症状，未关联颅内影像学或分子影像学改变，也未关注代谢产物变化。

我们应借鉴心脏领域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概念——ACS不单纯是心电图或血管造影改变，还伴有心肌酶谱变化。就技术而言，新型支架系统可能降低围术期卒中发生率，脑保护手段的完善使操作更加精细；作为外科操作，更考验术者个人的技术。

李拥军教授：术式选择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药物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经股动脉支架成形术及经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均为对抗或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所致卒中的手段；具体选择须结合患者个体情况。

患者症状、主诉、发病时间、斑块性质与位置、合并症、全身状况和年龄各异，最终决策亦不同。大型随机对照试验(RCT)主要比较药物与外科手术的优劣。目前各术式各有适应证：

李拥军教授：心脑血管同治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法。缺血性心脏病与缺血性脑血管病具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即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因此管理与治疗应当同期、同步考量。血管遍布全身，一个系统出现问题，就必须关注另一系统是否出现新问题。

不过，心脑同治理念往往更多见于神经或心脏专科医院，这些机构更聚焦于某一点，再去关注另一点。作为一名血管外科医生，我很清楚：脑血管疾病加上心血管疾病，其体量乘以二才是外周血管的体量。因此我更希望提出泛血管疾病的防控。

换言之，心脑同治的未来方向，应把外周血管纳入进来，心、脑与外周血管同轴同质管理，这才是真正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