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嘴角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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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凌晨四点的意外：一个脑血管专家的离去
2026年9月29日凌晨四点，福建福安的夜色浓重如墨。宁德市闽东医院副院长郑建民在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后，终于合上了电脑。然而，仅仅两小时后的清晨六点，这位年仅54岁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神经内科带头人，在家中突发意外，猝然离世。
10月1日，闽东医院发布讣告，字句间透着罕见的直白与沉痛：“因长期工作劳累，2026年9月29日工作至凌晨四点，在家中不慎发生意外，不幸逝世。”这则消息犹如一块巨石砸入深潭，瞬间在医疗圈内外激起悲怆的巨浪。
图源：宁德市闽东医院
真正令同行悲怆与深思的，是他生前公开推介的最后一项举措。就在离世前一个多月的8月中旬，郑建民还满怀热忱地代表医院在镜头前承诺：“我院开设夜间门诊，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针对市民白天没时间看病的问题，延伸诊疗服务时间，配齐医护力量，保障夜间诊疗质量。”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扎根闽东三十年，主攻急性
二、大医院的“停诊休假”，与基层的“熬夜内卷”
若将郑建民院长的猝逝置于行业全景中审视，一幅割裂的生态图景便赫然眼前。就在同一周，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正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门诊固定休假潮”。
9月24日，单日接诊曾破4.4万人次的武汉同济医院宣布：中秋、
与以往“无假日医院”、“全年无休”的固有诊疗模式相比，大医院带头停诊被不少同行视为“医疗常识的艰难回归”。然而，协和与同济的从容休假，终究只是金字塔尖少数巨头的特权；在广大地市级和县域公立医院的深水区里，上演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剧本。
在债务包袱、医保控费与行政考核的重压下，一些中小公立医院在门诊服务时间上仍在持续扩展：开设无假日门诊、午间门诊、黄昏门诊、夜间延时门诊，甚至安排高级职称专家轮流“下沉夜诊”。一边是头部医院试图把法定休假权还给医护，另一边是基层医院将门诊服务时间不断延长——郑建民副院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一位基层医疗管理者的缩影。
三、“夜间门诊”背后的现实：人力配置的挑战
推行“夜间门诊”的医院，在汇报中通常会提到“配齐医护力量，保障医疗质量”。但在事业编精简15%、新增人员全面备案制、三级公立医院行政后勤被压缩的大背景下，专门为一晚三个小时的延时门诊配备独立团队，对大多数医院来说并不现实。所谓的“配齐”，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从现有人员中抽调，延长已有团队的工作时间。
一个参与夜诊的三甲临床骨干，其日常工作大致如下：
07:30 - 09:30：进科交班并大查房，巡视数十张病床的术后引流、创口及生化指标；
09:30 - 12:00：在密闭门诊诊室接诊四五十名患者，或在病区处理危重病历；
12:30 - 17:00：咽下盒饭扎进手术室，身披十几斤铅衣连续操作数小时神经介入或复杂手术；
17:30：刚脱下湿透的手术服，内网已弹出“请夜诊医师准时到岗”的催促通知；
18:00 - 21:00：在“便民夜诊”条幅下，继续接待白天没空看病、晚饭后顺道开降压药的慢性病患者；
21:30 以后：夜诊结束，还需回病房补齐病历、核对科研数据，随时听候急诊大血管闭塞的夜半呼叫。
各行各业都已建立工时制度和轮休机制，而公立医院在“为民服务”的定位下，医务人员的作息安排往往超出常规。白天进行高强度诊疗，傍晚继续门诊，深夜还要值班。门诊量增长的数字背后，是一线医务人员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四、延时门诊为何难以叫停？
明知医务人员工作负荷已经较重，夜诊收费也往往难以覆盖额外的运营成本，医院为何仍坚持延时服务？这一现象背后有多重因素：
其一，行政考核的导向。在公立医院评价体系中，“就医体验改善”与“为民办实事”占有重要权重。上级检查更关注门诊服务时间的延长等可见指标，而较少考核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和疲劳程度。“医务人员累不累”往往被视为内部管理问题，而”老百姓下班后能否就医”则是对外展示的便民成效，因此很少有管理者主动缩短门诊时间。
其二，经济压力下的选择。数据显示，全国超过43%的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负，六成以上省份公立医院整体亏损。在药品耗材零加成、大型设备检查降价、DRG总额控制等政策下，传统依靠药耗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面对基建折旧和债务压力，部分医院倾向于“向时间要效益”，在精打细算床位周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医务人员的额外付出。
其三，非工作时间服务的低廉。在较为成熟的医疗体系中，非工作时间就诊通常有较高的费用溢价，既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就诊需求，也可以对医务人员的额外付出给予补偿。而在现行收费体系下，夜诊收费与白天基本一致，夜班补贴也相对较低。因为服务价格的低廉，社会才肆意消费医生的精力。服务价格未能充分体现时间成本和劳动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务人员休息权的保障。
五、脑血管专家倒于心脑血管耗竭：高危系统下的“骨干围城”
郑建民副院长的离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作为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他毕生研究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发表过多篇卒中救治相关论文，多次向公众提醒“长期熬夜与极度应激会诱发恶性心脑血管事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健康风险，却在繁重的工作现实中难以自保。
他是副院长，需要处理大量的行政管理、等级评审和安全协调工作；他是学科带头人，承担着科研课题、重点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任务；他同时也是放不下临床的医生，遇到危重取栓患者，依然会穿上铅衣上台手术……很多人认为过劳问题主要存在于初级医务人员中，但郑建民院长的离去说明，无论职级高低，超负荷工作都是健康隐患。
在这个高度紧张的工作体系中，业务能力越强、承担的责任越多，工作压力也越大。一位用三十年时间救治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专家，最终因自身心脑血管问题离世，这提醒我们是时候关注医疗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和医务人员健康保障方面的不足。
六、从制度层面关注医务人员健康
长期以来，医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来维持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当超负荷工作被视为常态，不仅影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
面对郑建民的猝逝，我们必须直面这场深层制度危机：
第一，审慎评估“夜间延时门诊”的必要性和可持续性。医疗是高风险的专业技术服务，不同于一般性便民服务。公立医院的急诊和重症通道已经能够应对急危重症需求；在人员与预算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强行开设夜间普通门诊，既可能影响医务人员健康，也可能影响诊疗质量。
第二，推动“门诊固定休假”成为行业惯例。头部医院在节假日安排停诊，并非放弃公益职责，而是遵循医疗行业的工作规律。充分休息的医务人员才能提供更安全的医疗服务，保障医生休息权，本质上也是对患者安全的保障。
第三，完善医务人员工时和补偿制度。对超时工作建立规范的记录和补偿机制，对高强度工作后的休息做出制度性安排。只有从制度层面重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问题，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福安的秋夜，天亮得很慢。郑建民副院长倒下的房间已无法迎来主人，但全国仍有数以十万计的临床骨干在高负荷状态下工作。医学的本质是守护生命，一个关注医务人员健康的医疗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让医务人员回归有休息、有保障的专业劳动者角色，而非仅仅被视为奉献者。唯有当医疗制度层面的工作安排更加合理，当医生能够规律作息、充分休息，公立医院的改革才算真正走向了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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