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人群手术指征中BMI截断值较白人下调2.5，已经写入《ASMBS/IFSO减重与代谢手术适应证指南》及《中国肥胖及代谢疾病外科治疗指南》。白人人群的手术BMI指征为35kg/m²以上，而亚太人群定为32.5kg/m²。这一数值并非由我个人提出，而是在国际指南制定过程中，基于种族差异的考虑，经专家讨论后确定的。

然而，这一调整的循证依据此前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开展了一项对照研究，将欧洲与美国人群的数据——不仅包括BMI，还涉及人体成分组成、肌肉量、骨密度及脂肪分布——与亚太人群的相应指标进行系统比较。

研究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在合并代谢综合征或2型糖尿病的患者中，亚太人群的发病率高于欧美人群，且发病时的BMI值更低。为探究其原因，我们通过核磁共振精确测定了超过四千例样本（涵盖欧美与亚太人群）的数据。结果发现，在相同BMI水平下，亚太人群的代谢综合征风险高于欧美人群，核心原因在于亚太人群的肌肉量与骨密度较欧美人群偏低。经数学建模分析，这一差距恰好对应2.5个BMI单位。

从直观角度理解，欧美人群的肌肉量更为充足，而肌肉是消耗葡萄糖的重要组织。正是由于2.5个BMI单位对应的肌肉与骨密度差异，欧美人群的能量消耗高于亚太人群。而亚太人群的皮下脂肪存储能力相对较低，更易出现向心性肥胖——即腹型肥胖、四肢纤细的体态，进而更易发生异位脂肪存储，表现为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并最终进展为高血糖。

这一研究结果已在美国代谢与减重外科学会年会上获得收录，也将在本届肥胖大会上进行正式报告。

世界肥胖联合会（WOF）及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IFSO）已明确提出“Together Better”（联合更优）的理念，强调药物与手术并非相互替代，而是服务于不同患者群体的互补手段。

对于超重及轻度肥胖患者——即BMI在28kg/m²以上者，药物治疗基本足够。药物可使BMI降至24kg/m²以下，并实现长期维持，关键在于其为患者提供了改变体重调定点的机会。用药期间食欲受到抑制，若在逐步停药后能够保持良好生活方式，复胖概率较低。

但对于重度肥胖患者，情况则更为复杂。此类患者往往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老饥饿型”，即因基因型易胖，缺乏足够饱腹感，始终处于饥饿状态；

二是胃肠排空过快，进食后很快再次感到饥饿；

三是“嘴巴馋”，已形成心理依赖。

上述三类患者体重通常较高，BMI可达35kg/m²以上。

针对重度肥胖患者，药物治疗存在局限。其机制主要是作用于下丘脑产生饱腹感，以及延缓胃肠道蠕动、减少吸收，但未能真正实现体重调定点的重置。对于BMI在40kg/m²以上的患者，即使通过药物减掉20%的总体重，仍处于肥胖状态。

因此，对重度肥胖患者，合理的策略应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术后继续药物治疗的序贯联合模式。手术对下丘脑-肠道-脑轴的调节效果更为显著，可有效改善“饱”与“饿”的核心问题；药物则在肠道层面发挥作用。此外，瘦素抵抗及皮下脂肪分泌异常导致的肥胖最为顽固，肥胖后细胞外基质发生改变，复胖风险极高。即使是接受手术的重度患者，原则上仍需术后持续药物干预，直至BMI降至24kg/m²以下并长期维持，方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缓解”。

手术与药物并非矛盾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对于轻症患者，药物治疗已足够；对于重症患者，则需联合治疗。肥胖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脑肠轴的恢复与体重调定点的重置，这是一项艰巨但必须坚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