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5日,一场聚焦
本次对话不仅梳理精神分裂症治疗的最新循证证据,更着眼于治疗理念的更新及其临床转化,深入探讨治疗目标从“症状控制”迈向“功能恢复与社会回归”后,对全程管理与价值评估提出的新要求。以下内容为专家个人观点与实践经验分享,仅供临床参考。
Leslie Citrome, MD, MPH
Clinical Professor,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Valhalla, New York
Adjunct Professor,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rthwestern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Chicago, Illinois
Past President,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何红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
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医学重点人才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常委
中华医学会社会精神病学学组组长
广东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
广东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委会 主任委员
【议题一|宏观视野与治疗目标】
Q1. 过去70余年,D2受体一直是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的核心靶点,我们也因此在控制阳性症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阴性症状、认知功能受损以及患者长期功能恢复,仍然是临床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M1/M4机制药物的出现,两位专家如何看待精神分裂症治疗步入新阶段的可能性?未来,应如何重新定义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目标?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传统抗精神病药大多通过阻断多巴胺D2受体发挥作用,问题在于这种阻断并不局限于与精神病性症状相关的脑区。当我们在一个脑区阻断D2受体时,也会影响其他并不希望受到干预的脑区。这样固然能够改善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却也可能带来继发性阴性症状、认知功能受损以及运动障碍。
毒蕈碱型胆碱能受体机制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药物通过激动M1/M4受体,选择性降低与精神病性症状相关脑区的多巴胺释放,从而不必直接阻断突触后D2受体。理论上,这有望减少继发性阴性症状和认知负担;其他神经环路是否还能进一步改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仍有待在临床试验中进一步验证。
以上机制对长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患者若不再承受运动相关不良反应、体重增加和镇静等负担,就更有可能恢复日常功能以及更好的整体健康状态。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呫诺
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功能恢复,但现实中真正能够就业、回归社会的患者比例仍然很低。代谢不良反应、锥体外系反应和镇静作用等,都会妨碍患者维持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新药的意义之一,是提醒患者、家属和精神科医生从首次诊断开始,就把功能恢复放在治疗目标中,而不是等到阳性症状消失后才考虑。
当然,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不能只依赖药物,还需要社区康复和社会支持,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相对薄弱的一环。希望随着新机制药物进入临床,整个诊疗体系能够重新审视长期结局,并结合新旧治疗手段、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患者争取更好的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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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临床价值、长期管理与规范应用】
Q2.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一种创新治疗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机制不同,更在于它能否改变治疗决策。结合目前的循证证据,M1/M4机制药物最适合哪些患者?哪些临床情境会促使医生考虑将其纳入治疗方案?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我认为不应把M1/M4机制药物限定在某一种非常狭窄的患者类型中。它具有较广的疗效潜力和应用范围,同时能够避免一些阻碍功能恢复的不良反应,并有望覆盖传统抗精神病药难以充分处理的症状领域。
在美国,现实中的可及性问题使它暂时很难作为一线治疗广泛使用。但当传统抗精神病药治疗失败时,临床医生过去只能在不同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之间切换;这些药物虽各有差异,本质上仍以多巴胺受体阻断为共同基础。此时改用呫诺美林曲司氯铵,意味着真正换了一条治疗路径,也能让患者和医生看到不同于以往的可能性。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正如Citrome教授所说,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治疗,临床医生还需要时间积累经验,也需要更多中国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证据来增强使用信心。我们目前很难在具体的患者身上清楚地区分究竟是多巴胺系统还是毒蕈碱型受体系统的问题,因此,当D2受体阻断药物疗效不佳时,尝试不同机制的药物是合理的。
从EMERGENT-1、EMERGENT-2和EMERGENT-3等研究及早期临床经验来看,呫诺美林曲司氯铵不仅能够改善阳性症状,在阴性症状和认知症状方面也显示出一定潜力,因此首发患者可能是值得探索的人群之一。
《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2025版)》建议首发患者在首次治疗后维持用药至少三年,但现实中许多患者因体重增加、锥体外系反应和镇静等问题难以坚持。对于担心或已经受到这些不良反应影响的患者,新机制药物可以增加一种不同的选择。
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首发患者可能是值得探索的人群之一;对于既往接受治疗的患者,它既可能用于换药,也可能在减少原有药物负担的前提下探索联合应用;对于部分难治性病例,不同机制的组合也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这些具体策略仍需更多临床试验和本土证据确认其疗效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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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创新药物真正进入临床之后,规范应用往往决定了最终疗效。在中国情境下,治疗启动、剂量滴定、换药以及患者教育等环节,哪些问题最值得关注?结合各自经验,两位专家最想为中国精神科医生强调哪些实践建议?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呫诺美林曲司氯铵是一个复方制剂,其中呫诺美林发挥中枢治疗作用,曲司氯铵用于减少外周毒蕈碱型受体相关不良反应。它的给药和滴定方式与我们过去熟悉的许多药物有所不同。根据目前的认识,治疗应从较低剂量启动,并较快达到较高治疗剂量;现有临床经验中较常使用125 mg/30 mg、每日2次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治疗,因此启动前必须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让他们理解药物的潜在获益以及治疗早期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初几周,部分患者可能经历胃肠道或其他外周胆碱能相关不适,个别患者症状可能较重,需要提前做好预期管理并给予相应处理。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跨过早期适应阶段后,该药物的总体耐受性较好,不仅能控制阳性症状,还可观察到认知方面的改善。而这种改善对于一些患者而言至关重要。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因此,患者教育非常重要。临床试验提示,胃肠道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滴定阶段,通常具有时间限制性;多数情况下,在一至两周后以及患者达到最高治疗剂量后,这些问题会逐渐减轻。当然,并非每位患者都会出现,但如果患者事先毫无准备,一旦感到不适就很可能自行停药。
美国的实践经验也让我们认识到,对这一药物简单套用“低剂量起始、缓慢滴定”未必是最佳策略。50 mg/20 mg剂量的疗效有限;当剂量增加到100 mg/20 mg时,呫诺美林增加而曲司氯铵剂量未变,胆碱能相关不适反而可能更加突出。达到125 mg/30 mg后,曲司氯铵剂量同步提高,胃肠道反应可能得到更好的控制。因此,应在患者能够耐受的前提下尽快达到125 mg/30 mg,不宜在低剂量或中间剂量停留过久。
临床医生本身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当医生真正理解该治疗的作用机制,知道它是以不同于突触后D2受体阻断的方式降低多巴胺活动,才能有信心向患者解释治疗方案、建立合理预期,并把这种信心和希望传递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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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规范应用是创新治疗发挥疗效的基础,而长期获益才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最终目标。随着治疗目标从“控制症状”逐步转向“功能恢复”,精神分裂症的长期管理面临哪些新的要求?应用呫诺美林曲司氯铵开展长期治疗时,临床医生最需要关注哪些关键因素?它有望为患者带来哪些长期获益?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在中国,患者和家属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阳性症状当作疾病的全部,急于控制幻觉、妄想等表现,却忽视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受损。事实上,从长期结局看,真正阻碍患者重返学校、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往往正是阴性症状和认知障碍。社会公众看到患者阳性症状消失,可能会觉得患者“看起来已经好了”,却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缺乏动力或无法完成工作。
患者通常因为明显的阳性症状而住院,很少有人仅因阴性症状或认知问题主动求医。新机制药物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疾病的机会:长期治疗不能只关注是否还有幻觉和妄想,还应改变患者、家属乃至社会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真正把功能恢复和长期结局纳入日常治疗。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我们很早就知道,妨碍功能的并不一定是阳性症状本身。如果一定程度的幻觉或妄想没有影响工作任务,患者甚至可能继续工作;相反,阴性症状会让患者缺乏工作的意愿,认知功能受损则可能使患者不知道如何完成工作,这些才会直接阻碍功能恢复。阳性症状之所以更受社会关注,是因为它们更加显眼,可能表现为在街头喊叫或攻击行为;而患者独自在家、整天吸烟、不与人交往,往往不会打扰别人,因而容易被忽视。
患者很少主动要求我们“减少幻觉和妄想”,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这些体验是症状。患者真正会告诉医生的是:“我想独立生活,我想工作,我希望有足够的食物,也希望拥有伴侣和社会关系”。然而,他们也常因为住院难以如愿。因此,治疗既要防止阳性症状复燃、减少住院和复发,也要帮助患者恢复现实生活中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患者出现明显的帕金森样症状、持续镇静、体重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躯体健康问题,就很难实现良好功能。我个人宁愿处理一段时间内的胃肠道不适,也不愿让患者长期承受体重增加、代谢异常、迟发性运动障碍和持续镇静。长期治疗需要一种既能控制核心症状、又尽量不加重其他症状和长期健康负担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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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呫诺美林曲司氯铵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带来的改变,两位专家会选择哪个词?为什么?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会选择“different”。尽管它同样会降低多巴胺能信号传导,但实现这一作用的方式与传统治疗不同:不是阻断纹状体突触后D2受体,而是在多巴胺释放环节进行选择性调节。正因为作用路径不同,它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带来了真正不同于既往的选择。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我会选择“change”。首先,它是一种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新药,为临床增加了新的治疗选择;其次,它可能推动治疗目标从单纯控制症状转向功能恢复;第三,如果我们真正把功能恢复作为目标,就不能只改变药物,还必须同步改变支持体系,尤其是加强社区康复、投入更多资源。因此,我期待的并不仅是一种药物的改变,而是整个治疗理念和服务体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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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价值评估与未来展望】
Q6. 精神分裂症诊疗正越来越多地以长期结局与功能恢复为目标。除了疗效和安全性之外,两位专家认为一款创新治疗真正的价值还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临床医生、患者以及医疗体系而言,应如何建立更加全面的价值评价体系?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对于任何疾病,治疗的最终目标都应是功能恢复。就精神分裂症而言,这意味着患者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社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包括独立居住、就业、建立社会关系,以及维持与家人的关系。如果患者反复住院,每次住院都会使此前的恢复遭遇挫折,复发还可能伴随进一步的神经生物学改变,因此预防复发十分重要。现阶段,持续药物治疗仍是降低复发风险的主要手段。
没有任何药物是完美的:有的服用不便,有的疗效不足,有的会带来不良反应。全面评价创新治疗的价值,需要回到具体的患者,了解每位患者希望从药物中获得什么、最想避免哪些不良反应,以及过去哪些不良反应尚可接受,再为患者匹配合适的治疗。
增加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本身就很重要。有些患者因药物诱发的运动障碍或严重静坐不能而拒绝继续用药;有些患者不愿再次经历明显体重增加;还有些患者无法接受药物让自己感觉像“行尸走肉”。因此,创新治疗的价值,应体现为减少这些长期负担,从而帮助患者维持治疗、获得长期稳定,同时保护其躯体健康。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我在住院医师阶段接受的观念,是治疗要帮助患者认识疾病,并能够主动、规律地服药。过去十年左右,功能恢复也已经成为指南反复强调的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患者仍未真正实现功能恢复。即使阳性症状控制良好、不会给社区带来明显困扰,患者仍可能无法为自己、家庭或周围的人完成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精神分裂症仍令人畏惧和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难以耐受药物,停药后频繁复发;另一方面是严重的阴性症状和认知障碍使患者难以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创新治疗的真正价值,在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功能恢复不能只停留在指南或书本上,而应落实到每天的治疗实践中;只有这样,精神分裂症才不会继续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词语/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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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展望未来十年,精神分裂症诊疗最大的变化将是什么?对于年轻精神科医生而言,有哪些理念值得从现在开始建立,并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何红波 教授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与2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明显增加,选择精神科作为职业方向的医学生也越来越多。过去,人们常把精神病院想象成与外界隔绝、患者长期被封闭管理的场所;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广州医学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为例,该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如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病区从封闭走向开放管理,长期住院逐步转向短期住院。随着药物选择增加、不良反应减少,患者也能够以更接近普通人的状态生活,公众对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严重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科就诊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变。
对于年轻精神科医生,我有三点建议。第一,神经生物学和精神药理学仍是基本功,需要投入足够时间深入学习。第二,精神疾病的治疗不能只有药物,还要掌握更广泛的治疗手段,包括生活方式干预、社区干预和心理治疗;这也是精神科不同于许多其他医学专科的地方。第三,要主动拥抱新技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精神卫生领域,未来还可能与认知行为治疗、神经调控等手段结合,为患者带来新的帮助。精神医学对年轻医生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专业,我们应共同推动它不断进步。

Leslie Citrome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精神科已成为医学院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的专科方向,而过去并非如此。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评估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工具,这是我做住院医师时所没有的。
当年我们可选择的药物十分有限,彼此大同小异,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谈论弗洛伊德;多年来,药物治疗理念迅速发展,如今针对抑郁障碍、双相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我们已经拥有多种真正不同的治疗路径,同时也有新的技术帮助我们理解疾病。对于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医生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远好于40年前。以科学方法评估和治疗精神障碍,如今已成为重要的治疗原则;年轻精神科医生应当珍惜并延续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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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Different”到“Change”,呫诺美林曲司氯铵所代表的M1/M4新机制,为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一种治疗选择,更在于推动临床重新审视治疗目标——从控制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进一步关注阴性症状、认知功能、长期健康,让功能恢复从指南落地临床。
当然,要让“新机制”真正转化“新改变”,仍需更多临床研究和中国本土证据;同时也离不开规范用药、患者教育、个体化决策,更需要医疗服务体系、社区康复与社会支持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精神分裂症治疗迈向以患者长期获益和功能恢复为核心的新阶段。
审批编码:ZMGCRHP2026082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