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肝胆肿瘤的治疗效果与发现阶段密切相关。早期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达80%至90%，而中晚期患者的预后则显著下降。然而，我国肝癌早期发现率目前尚不足20%，超过八成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这一现状严重制约了整体治疗水平的提升。尽管国家近年来持续推动肿瘤早筛早诊工作，肝癌防治也获得了政府层面的高度关注，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我们仍面临多重深层次挑战。

第一，民众早筛早诊意识薄弱，筛查依从性偏低。即使仅剩20%的正常肝组织，肝功能指标仍可能维持在正常范围。这一生理特性使得许多群众产生"肝功能正常即代表肝脏健康"的误解，从而忽视了定期筛查的必要性。加之部分地区群众对肿瘤早筛早诊的意识较为淡薄，依从性不佳，导致大量高危人群错失早期发现的最佳时机。

第二，传统筛查手段精准度有限，漏诊、误诊率较高。目前我国肝癌常规早筛主要依托甲胎蛋白（AFP）联合超声检查，但这套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明显短板。其中，AFP检测的阳性率仅约三分之二，而对小于1厘米的早期病灶，超声检查的漏诊率较高。两者联合应用的总体诊断效率有限，难以满足高精度早期筛查的临床需求。

第三，大规模全民筛查成本较高，财政投入压力较大。肝胆肿瘤规模化早筛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临床每确诊一例早期肝癌，对应的筛查、检测综合成本约8万元。高昂的筛查成本，对各地财政承载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也成为制约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常态化肝胆肿瘤早筛工作的重要瓶颈。

第四，早筛与早诊体系衔接断层，数据闭环尚未打通。早筛、早诊是肿瘤早防早治的两大核心环节，二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目前，我国肝胆肿瘤高危人群的筛查数据分散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医疗机构、综合医院等多个主体、多个系统，数据互通不畅。基层筛查识别出的高危人群，无法高效、精准地纳入上级医院的早期诊断随访体系，筛查数据无法有效转化为诊断成果，形成了明显的工作断层。同时，核磁共振、普美显增强核磁等高精度筛查诊断技术成本高昂，无法普及应用于大规模初筛，进一步加大了早筛早诊的落地难度。

整体而言，我国肝胆肿瘤早筛早诊工作仍困难重重。想要全面提升早期发现能力，需要政府统筹引领、医疗机构精准落地、民众主动参与多方协同，打通数据壁垒、优化筛查方案、完善保障体系，全方位补齐当前早筛早诊工作的短板。

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浪潮的来临，为提升肝胆肿瘤早筛早诊能力开辟了全新路径。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时代机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防控全链条，在早发现、早诊断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

在早筛层面，我国肝癌的发生具有明确的高危人群特征，主要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家族史等背景人群。当前，我们已积累了大量可利用的数据资源——从乙肝专病数据库、患者住院及体检记录，到社区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数据等，这些都是宝贵的数字资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数据治理与模型构建，从中精准识别高危人群，并将其有序纳入早诊序列。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完全可及的目标。

以自身实践为例，我依托福建省"三医一张网"平台，汇聚了全省二级以上医院的诊疗数据，同时整合疾控系统中慢乙肝患者的管理数据。在福建省约70万存量慢乙肝患者中，我们通过风险评分模型筛选出近10万高危人群。以aMAP评分大于60分为判定标准，该类人群1年内肝癌发生风险可达1%-2%。如何高效识别这类高危人群并督促其开展早诊随访，正是数字化技术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升人群识别效率，改变过去人工点对点逐一通知的传统模式。

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肝好有你·肝病精准防治管理平台”。该平台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自动识别高危人群，并建立动态追踪机制。若系统监测到某位高危患者在半年内未产生任何体检或检验数据，平台将自动向其微信端推送随访提醒，建议其及时完成相关检查。一旦检查结果出现异常，如甲胎蛋白升高或肝脏发现占位性病变，系统即刻智能触发预警，提示患者尽快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诊断。这一流程实现了从筛查提醒到异常预警的全自动化闭环管理，不仅显著提升了患者的依从性，更大幅提高了早期诊断的效率。我们由此实现了从"被动等待患者上门"到"主动寻找高危人群"的模式转变，使早期肝癌的发现关口真正前移。

当然，人工智能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筛查与诊断的效率，更在于构建一个可持续、可扩展的平台化体系。除智能推送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展精准健康科普，增强公众主动筛查、主动就医的意识，形成"防筛诊治康宣"一体化推进的新格局。

我始终认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肝癌防治事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引擎。面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必将为实现这一宏伟愿景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