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根治性切除术后，高复发率仍是导致长期预后不良的关键因素。对于合并2型糖尿病（T2D）的HCC患者，其预后往往更差，这不仅与肿瘤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有关，还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ASLD）所导致的“癌化场效应”密切相关。尽管既往观察性研究提示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s）可能降低T2D患者的肝脏不良事件风险，但其在HCC根治性切除术后能否改善肿瘤学结局尚不明确。目前，针对HCC的辅助治疗策略（如索拉非尼或免疫联合治疗）在临床试验中屡遭挫折，提示单纯针对残留肿瘤细胞的策略可能不足，而改善肝脏代谢和纤维化背景可能成为新的突破口。

2026年7月3日，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程树群教授、张秀平教授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单云峰教授团队在《Gut》在线发表题为“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versus dipeptidyl peptidase-4 inhibitors after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 target trial emulation stud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采用模拟目标试验（Target Trial Emulation, TTE）的设计，利用中国36家中心的电子病历数据，对比了术后启动GLP-1RAs与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PP-4is）对合并T2D的HCC患者术后复发和生存的影响。

研究纳入了2014年至2023年间接受R0切除的1249例HCC合并T2D患者，其中723例启动DPP-4i治疗，526例启动GLP-1RA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无复发生存期（RFS），次要终点是总生存期（OS）。在加权意向性治疗（ITT）分析中，与DPP-4i组相比，GLP-1RA组患者的RFS显著延长（中位RFS：62.6个月 vs 42.1个月），复发风险降低了20%（csHR 0.80, 95% CI 0.67–0.96, p=0.016）；OS也显著改善，死亡风险降低了42%（HR 0.58, 95% CI 0.47–0.71, p<0.001）。Kaplan-Meier曲线显示，两组RFS的分离大约出现在术后12个月，提示GLP-1RAs可能通过改善肝脏代谢环境而非直接杀伤肿瘤来发挥作用。在预设的符合方案集（PP）分析中，GLP-1RA组的获益更为显著（RFS的csHR 0.35, OS的HR 0.27）。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是否存在微血管侵犯（MVI）或MASLD，GLP-1RA均显示出一致的获益趋势，但在MVI阳性及MASLD患者中获益似乎更为明显。

该研究将HCC的术后管理视野从单纯的“抗肿瘤”拓展到了“代谢调控”，证实了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术后启动GLP-1RA治疗与更低的复发风险和更长的生存期相关。这一发现为合并T2D的HCC患者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辅助治疗策略，特别是对于具有高代谢风险或纤维化背景的患者。当然，作为一项观察性研究，尽管采用了严格的TTE设计和加权调整，仍可能存在残余混杂，未来仍需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

摘译自 Xiang Y-J, Liu Z-H, Feng J-K, et al.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versus dipeptidyl peptidase-4 inhibitors after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 target trial emulation study[J]. Gut, 2026. DOI:10.1136/gutjnl-2026-338462.[Epub ahead of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