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选择与年龄、病程、炎症负荷和既往手术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不同治疗人群之间的癌症发生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药物。研究团队利用瑞典全国性登记数据，估计CD患者在不同治疗状态下相对于匹配一般人群的癌症发生率差，并进一步考察年龄、癌种以及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对总体风险的影响。

研究基于瑞典全国性登记数据库，纳入了200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新诊断CD患者，以及2008年7月1日在册的既往CD患者。CD需有至少2次专科门诊或住院诊断记录；按出生年份、性别和居住地为每名患者匹配至多10名对照。排除既往原位或侵袭性癌症、存在免疫调节治疗禁忌或匹配日前已使用相关药物者后，共纳入38,733名CD患者和360,616名匹配对照。

治疗状态分为未接受免疫调节药物、硫嘌呤类药物、抗TNF治疗、硫嘌呤类药物联合抗TNF治疗、维得利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采用“一旦暴露，始终视为暴露”策略，同一患者可为多个部分重叠队列贡献人时和事件，停药后也不截尾；联合队列要求两类药物重叠至少3个月。暴露后设置1年潜伏期，随访至首次原发癌症、死亡、移居或2023年12月31日。

癌症由ICD编码与瑞典癌症登记中的组织病理编码共同界定，主要报告每1000人年的发生率、CD队列与其匹配一般人群的发生率差及95%CI，并用Cox模型估计HR；按随访起始年龄 (<18岁、18至<40岁、40至<60岁和≥60岁) 分层。

各治疗状态队列的5年癌症累积发生率均高于其对照组。未治疗、硫嘌呤类药物、抗TNF、联合治疗、维得利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队列的5年累积发生率与对照人群相比，分别为5.2%比4.1%、3.9%比2.4%、3.2%比2.1%、3.0%比1.8%、4.2%比3.0%和3.4%比2.5%。总体癌症的绝对发生率差约为每1000人年增加1.54至3.14例。未治疗、硫嘌呤类药物、抗TNF、联合治疗、维得利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队列的发生率差分别为2.43 (95%CI 1.92～2.94)、3.14 (95%CI 2.50～3.78)、2.42 (95%CI 1.63～3.22)、2.59 (95%CI 1.53～3.64)、2.61 (95%CI -0.08～5.30)和1.54 (95%CI -1.34～4.41) 例/1000人年。

绝对风险主要来自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包括基底细胞癌和皮肤鳞状细胞癌。在未治疗、硫嘌呤类药物和抗TNF三个较大队列中，基底细胞癌较对照组的发生率差分别为1.11 (95%CI 0.81～1.41)、1.58 (95%CI 1.19～1.97) 和1.05 (95%CI 0.58～1.52) 例/1000人年，皮肤鳞状细胞癌的发生率差分别为0.34 (95%CI 0.20～0.48)、0.91 (95%CI 0.68～1.13) 和0.43 (95%CI 0.20～0.66) 例/1000人年；两类皮肤癌的发生率差合计约为1.45、2.49和1.48例/1000人年，是癌种特异性分析中最大的正向差值。

排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后，上述三个队列的总体癌症发生率差分别由2.43、3.14和2.42降至1.27 (95%CI 0.88～1.65)、1.14 (95%CI 0.65～1.64)和0.96 (95%CI 0.34～1.58) 例/1000人年；联合治疗、维得利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队列分别为0.73 (95%CI -0.06～1.52)、0.08  (95%CI -1.84～2.00) 和-1.12 (95%CI:-3.00～0.77) 例/1000人年。剩余差异主要来自小肠、肝胆、血液系统和肺部恶性肿瘤。与一般人群相比，硫嘌呤类药物与抗TNF队列的淋巴瘤HR分别为1.54 (95%CI 1.08～2.19) 和2.91 (95%CI 1.84～4.61)。

随年龄升高，癌症基线发生率和发生率差增大，而HR逐渐接近1；<18岁各队列的发生率差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仅纳入新发CD病例或将潜伏期缩短至3个月后，方向总体一致。肝胆癌的高HR主要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PSC) 影响：未治疗且基线有PSC者仅2例病例事件，HR为78.14 (95%CI 18.11～337.22)，置信区间极宽；无PSC者HR为1.68 (95%CI 1.28～2.19)。

瑞典全国登记数据显示，CD患者较一般人群的癌症绝对风险增加有限，主要来源于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排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后，较大队列每1000人年仅增加约1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