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系统治疗手段的快速发展,肺癌诊疗模式进入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7月24-25日,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暨北京胸外科微创技术新进展学习班正式召开。值此盛会,医脉通邀请本届大会主席、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
医脉通: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药物治疗的飞速发展,外科治疗在肺癌全程管理中的核心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在"药物主导"的新时代,外科治疗是仍以"根治性切除"为目标,还是更多地转向"局部控制与精准分期的整合"?
支修益教授
过去数十年,我们依据胸外科专家系列共识与《中国
外科手术本质上属于局部治疗手段,若缺乏有效的全身治疗方案与新型药物支撑,胸外科学科发展将局限于手术技术本身的迭代。从传统开胸手术、小切口手术,到胸腔镜肺切除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及射频消融技术,均未脱离肺癌局部控制的核心范畴。
肺癌药物治疗在过去五六十年间以细胞毒类化疗药物为主;近二十年来靶向治疗逐步兴起,近十年免疫治疗正式步入临床应用,尤其是最近五年,分子靶向与免疫治疗的快速进展,为胸外科介入局部晚期和部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中国本土研究数据的陆续发表,部分既往不可切除的ⅢB期、Ⅳ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经靶向或免疫治疗后实现肿瘤降期,重获手术切除机会,达成相对根治与更优的长期带癌生存。
数十年来,
部分患者经过数个周期的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远处微小转移灶得到有效控制,而针对可能耐药、以肺部表现为主的病灶,微创外科技术可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完成“根治”手术,对患者肺功能及全身生活质量影响甚微。近五年,多项单中心研究结果相继证实,胸外科手术在晚期NSCLC乃至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的综合治疗中均可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让带癌生存成为可及的临床目标,也逐步更新了公众对晚期肺癌的固有恐惧认知。
在此背景下,胸外科在肺癌综合治疗体系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但无论外科微创技术如何发展精进,其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基于基因检测的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药物的支撑。通过术前新辅助靶向治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以及术后辅助治疗与维持治疗的全程布局,大量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得以延长,生活质量与整体生活状态均得到显著改善。
医脉通:在药物治疗新时代,胸外科医师的培养模式是否需要调整?您在胸外科专科化培训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支修益教授
由王天佑教授、张逊教授与我等胸外科同道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至今已有18年发展历程;同期由我牵头成立的北京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已经走过了18年的学科建设历程。
过去18年间,胸外科学科研究与技术发展主要围绕外科技术创新展开。例如胸腔镜手术从四孔、三孔、两孔逐步演进至单孔操作,以及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和国产机器人手术系统的临床应用培训,这些构成了胸外科学科进步的技术核心。近十年来,以靶向治疗为主导、近五年以免疫治疗为特色的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逐步成熟,胸外科与肿瘤内科之间形成了平等交流、紧密合作的新格局,共同目标在于为肺癌患者提供更优化的治疗服务。
在此行业背景下,当代胸外科医师的培养体系已不能仅局限于手术技术培训。在五年本科医学教育、研究生阶段培养及毕业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搭建的坚实基础之上,青年医师在数年内掌握胸外科常规手术技术已具备成熟可行的路径。当前及今后培养的关键,在于如何精确把握手术适应证、有效组织多学科综合治疗,并深度参与靶向与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以及基于手术标本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与转化医学探索。未来的胸外科医师将不再是以技术操作为主体的术者,而是以疾病为中心,开展临床实践、临床服务与临床研究的专家。
医脉通:随着CT筛查普及,多原发肺癌的检出率显著上升。对于同期多原发肺癌,您如何决定手术顺序和范围?在保留肺功能与确保肿瘤学安全性之间如何平衡?
支修益教授
随着CT影像技术的普及与迭代升级,加之公众健康体检意识的持续提升,大量肺小结节在临床筛查中被检出。其中双原发及多原发肺结节的临床决策更为复杂,处理需格外审慎。针对肺结节的诊疗,核心原则在于避免过度手术干预。对于首次经胸部CT发现的肺结节,无论单发、双发还是多发,建议均以“观察、观察、再观察”为首要策略。多数结节在首次检出前可能已与人体长期共存数年,仅因偶然检查被发现,无需即刻启动外科干预。
在探讨具体处理方案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认知:并非所有肺结节都等同于肺癌,也并非检出结节就必须手术切除。首次发现的肺结节中,95%以上为良性病变,仅不足4%为肺癌;这类良性结节如同老年人群眼角的皱纹与头上的白发,本无需特殊处理;因此,多原发肺结节绝不等于多原发肺癌。部分结节可能为炎性病变,部分为陈旧性病灶,另有部分可能为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应用,使得5 mm甚至3 mm以下的肺部微小结节被大量检出。这一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了微小病灶的检出灵敏度,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部分人群的不必要恐慌,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胸外科领域的过度手术倾向。针对这一问题,需联合人工智能与影像学专家共同制定标准,明确微小结节的临床报告阈值,界定需正式纳入诊断报告的结节尺寸范围。同时,应规范人群称谓,将该类群体定义为“肺结节人群”而非“肺结节患者”,仅经病理确诊为肺癌者方可称为患者。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共识引导、行业质控管理与主管部门规范约束,逐步遏制当前的过度治疗趋势,帮助公众将肺内那些微小、惰性的结节视作岁月在肺里留下的“皱纹”,学会与之坦然共处,不再过度恐慌。
围绕这一目标,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长期开展肺癌防治科普工作,推动传统医患沟通模式向“医媒协同”模式转变,借助媒体力量扩大科普传播覆盖面。回到临床诊疗层面,当前肺结节领域总体上处于过度治疗的现状,针对多发结节尤其应避免仓促手术,核心策略以持续动态观察为主,而非优先纠结手术切除的先后顺序。仅当单个或多个结节高度怀疑为原发性早期肺癌时,再进一步确定具体切除范围与术式。现有研究证据支持的综合处理策略为:对于双侧多原发肺癌,一侧可能以手术切除为主要手段,另一侧可采用射频消融、立体定向
因此,建议年轻学科带头人审慎把握手术指征。晚期与局部晚期肺癌的诊疗尚依赖多学科协作,肺结节的诊疗更应整合影像科、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分子影像科与微创胸外科等多学科力量。通过多学科协作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产出更高水平的中国本土循证数据,最终帮助数以亿计的肺结节人群实现坦然、幸福、高质量地生活,而非在切除部分肺叶后持续陷入对癌变的焦虑之中。
肺癌不等于死亡,晚期肺癌也并非等同于不治,带癌生存的诊疗理念已逐步形成共识。对于肺部早期病变,若避免不必要的过度干预,患者长期生存十年、二十年是可实现的目标。二十年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乃至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再次改写外科治疗的格局与定位。因此,从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政策到医学院校的专科教育体系,均应重视肺癌筛查的规范化推广、肺结节多学科诊疗体系的建设,以及对过度诊疗行为的有效遏制,最终惠及广大肺结节人群与早期肺癌患者。
支修益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
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
全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协作组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媒体传播委员会执行主任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副主编
撰写:Lena
审核:支修益教授
排版:Lena
执行:Le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