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伊始，邱琳教授作开场致辞。她指出，神经母细胞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尤其是难治性病例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她表示，借此机会向两位优秀教授学习和借鉴临床经验，共同探讨难治性神经母细胞瘤的破局之道。随后，邱琳教授介绍了两位讨论嘉宾——黎阳教授和韩亚丽教授，并邀请骆梓燕医师进行病例汇报。

接下来，骆梓燕医师分享了两例难治性神经母细胞瘤病例的诊疗经过。

第一例为5岁男性患儿，2025年5月因右侧中上腹胀痛就诊，CT示腹膜后占位性病变，颈部淋巴结活检病理示符合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入院检查示乳酸脱氢酶（LDH）535 U/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370 ng/ml，尿香草苦杏仁酸（VMA）12.71 umol/24h。骨髓穿刺：骨髓形态可见神经母细胞瘤浸润，神经母细胞瘤微小残留（+），NB5（+）。PET-CT示右侧肾上腺区肿块（60×27×67 mm）伴多发淋巴结转移，骨髓浸润/骨转移可能性大。中枢MR增强示胸椎广泛异常信号改变，考虑转移可能，T12-L3、S1椎体、髂骨多发异常信号，考虑转移。病理诊断：（左颈部淋巴结）结合形态及免疫组化，符合淋巴结神经母细胞瘤转移，肿瘤分化差，有丝分裂/核分裂指数（MKI）低；（左髂后骨髓）符合神经母细胞瘤骨髓转移。基因检测示ERBB2（HER2）扩增4.2拷贝，ATRX exon10_exon34del缺失0拷贝；MYCN/ALK/TP53阴性；11q缺失1拷贝；17q扩增5.9拷贝等3处染色体变异。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M期，高危，伴淋巴结、骨、骨髓转移）。患儿接受CAV（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CVP（顺铂+依托泊苷）方案交替化疗2个疗程后CT示右侧肾上腺区病灶缩小不明显，4个疗程评估后行手术切除，术后继续化疗3个疗程。诱导结束后Curie评分为16分（骨残留），全身治疗反应评估为部分缓解（PR）。桥接治疗阶段，患儿先接受2个疗程VIT（长春新碱+伊立替康+替莫唑胺）化疗，评估为疾病进展（PD）；随后改为ICE（异环磷酰胺+卡铂+依托泊苷）联合达妥昔单抗β进行化免治疗，2个疗程后Curie评分降至2分（极好部分缓解，VGPR），随后ICE联合达妥昔单抗β治疗1疗程，VIT联合达妥昔单抗β治疗1疗程，Curie评分为0分，达到完全缓解（CR）。2026年5月，患儿接受自体干细胞移植，目前正在放疗中。

第二例为4岁男性患儿，2025年7月因上腹部肿块就诊，B超提示左肾上腺区占位伴腹膜后淋巴结肿大及肝内转移。入院检查示LDH 726 U/L、NSE 142 ng/ml，VMA 78.5 umol/24h。骨髓穿刺：骨髓形态可见神经母细胞瘤浸润，神经母细胞瘤微小残留（+），NB5（+）。腹部MR：左肾上腺区-腹膜后见类圆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大小约10.5×9.35×10 cm，肝内多发转移瘤。中枢MR增强：双侧颞部结节影，考虑转移；左侧枕部硬脑膜增厚强化，建议复查排查肿瘤浸润；颅骨、颈椎椎体弥漫性异常信号，考虑肿瘤转移可能。PET-CT：1.左肾上腺区‐腹膜后巨大囊实性肿块，考虑神母细胞瘤并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可能，胰腺及左肾受压推移，局部与肿瘤分界不清;肝多发转移；颅骨及颌面骨多发骨转移。2.全身骨骨髓弥漫性糖代谢稍增高，未排骨髓浸润。病理诊断：（腹膜后肿物）少量穿刺组织中见小灶未分化神经母细胞瘤成份；符合骨髓神经母细胞瘤转移。基因检测示NOTCH家族基因变异。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M期，高危组，伴淋巴结、肝、骨髓、骨、中枢转移）。患儿接受CAV-CVP方案交替化疗4个疗程后，肿瘤大小无明显变化，骨髓神经母细胞瘤微小残留（+）；随后患儿接受手术切除。术后继续完成CAV-CVP方案3个疗程，诱导结束后Curie评分为14分（骨残留），全身治疗反应评估为PR。桥接治疗阶段，患儿接受VIT联合达妥昔单抗β方案交替化疗，化免2个疗程后Curie评分降至5分；继续行3疗程VIT+达妥昔单抗β、ICE+达妥昔单抗β方案化免4个疗程后，Curie评分仍为5分，疗效评估为疾病稳定（SD）。针对这一情况，骆医师提出了下一步治疗策略的讨论方向：继续化免经济压力大且获益可能有限，是否应选择放疗联合同步化疗以争取CR后再行自体移植，以及是否有其他药物选择。

在讨论环节，黎阳教授和韩亚丽教授围绕两例病例及多个临床难点展开了深入交流。

黎阳教授首先肯定了邱琳教授团队治疗的规范性。他指出，两例患儿均存在非典型高危基因——第一例为ERBB2扩增和ATRX缺失、第二例为NOTCH家族变异。对于第一例患儿，尽管基因背景不利，但通过化免桥接治疗后成功达到CR并进入移植，黎阳教授认为这一治疗路径非常成功，值得形成相对固定的治疗体系。对于第二例患儿，由于存在中枢侵犯，免疫治疗对骨和中枢病灶的控制作用有限，因此他建议，对于第二例骨残留的患儿，可考虑放疗联合同步化疗获得CR后再进入自体移植。

韩亚丽教授指出，这两例患儿的诊疗过程与其所在中心的临床实践大体相似，总体上是按照国际主流路线推进的。对于第一例患儿，前期接受常规诱导化疗后未获得完全缓解（CR），桥接免疫治疗后Curie评分最终下降并达到CR，提示GD2单抗免疫治疗在这部分患儿群体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她同时强调，GD2单抗并非在所有亚组患者中都能获益。对于第二例患儿，韩亚丽教授表示非常赞同黎阳教授对中枢受累的分析，因此她建议与家长客观沟通免疫治疗在部分人群的局限性；在桥接方案的选择上，她坦言自己更倾向于使用IT方案（替莫唑胺+伊立替康），因为该方案骨髓抑制较轻、患儿生活质量较高，且可长期使用而无需过度担心累积毒性，但同时她也表示，临床上对于难治复发的病人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中心、每位医生的选择都可能不同。

关于维持治疗的争议，两位教授也展开了热烈讨论。韩亚丽教授表示，对于复发难治性患者，她倾向于在达到CR后给予维持治疗，药物选择可根据复发部位而定——如中枢复发者选用替莫唑胺等血脑屏障通透性较好的药物。黎阳教授则分享了所在中心使用丙戊酸钠联合维甲酸进行维持治疗的经验——丙戊酸钠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理论上可恢复部分对维甲酸耐药病人的敏感性；但他也坦承，在目前有限的临床数据基础上尚难评估这一干预措施的获益。

关于低龄患儿的治疗强度，黎阳教授引述SIOPEN协作组2025年刊发队列研究数据提出：12月龄以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整体生存预后优异，10年总生存率超90%；MYCN基因扩增为该人群最强独立预后不良标志物，且与转移性病变患儿远期生存下降显著相关¹。针对携带非典型高危驱动基因的低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黎阳教授临床治疗倾向为：化疗方案强度升级至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标准化疗体系，同步联合免疫维持治疗，暂不实施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韩亚丽教授也持类似观点：对于小于12个月，M期-MYCN阴性，病理UH，临床伴有骨髓、多发骨，特别是中枢受累，指南上判定为中危的患儿，治疗中需综合生物学特性，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化疗方案选择不排斥借用高危化疗方案及尝试GD2免疫治疗，但对于自体移植和放疗，鉴于远期毒副反应，这部分人群可能不会作为选择。

关于大于18个月，穿刺病理节神经母细胞瘤混杂型，M期（PET显示锁骨淋巴结转移）的患儿危险度判定，韩亚丽教授建议需慎重对待分组，避免过度治疗，强调需对锁骨上淋巴结进行活检，如果存在淋巴结转移，则需根据转移淋巴结的病理分化程度讨论后续治疗方案。她分享了自己处理的一例类似病例：手术清扫出19枚淋巴结，其中18枚为混杂型成熟，仅1枚含极少量肿瘤细胞，最终按中危方案治疗，患儿目前状态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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