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中国循环杂志
近日,美国预防
这种转变,也反映了对预防本身认知方式的深刻变化。
文章介绍,在现代预防心脏病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围绕个体风险的筛查、识别、治疗而开展,这种框架也推动了心血管风险的降低。
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升高、
这一框架推动了心血管风险降低的重大进展,并至今仍是优质诊疗的关键要素。不过,预防心脏病学并非一直“原地踏步”,该领域正在跨入以识别风险表型为特征的新时期。
风险表型是指每例患者心血管风险所表现的特定生物学和临床特征。
对部分患者而言,主要是由于长期致
多数情况下,这些因素会随时间推移共同作用形成综合影响。临床医生需要评估患者这种风险在生物学和临床层面的具体表现机制。
Shapiro指出,多年来诊疗模型主要围绕阈值标准构建,比如患者是否符合服用他汀的标准,是否需要强化降压治疗,计算得出的心血管风险是否可证明采取特定干预措施的合理性,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已无法完全涵盖当代预防工作任务。如今,越来越需要弄清楚:到底患者心血管风险几何,疾病进展到何种程度,哪种干预组合最有可能显著改变病程发展轨迹。
这种更为成熟的预防理念在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理论框架时代尤为适用。
脂质代谢、血糖调控、肥胖程度、肾功能障碍、血管生物学特征以及心力衰竭风险不能被视作相互独立的孤立因素,它们是更广泛病理生物学连续体中的相互关联的表现。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与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肾功能不全或长期暴露于含载脂蛋白B(ApoB)的脂蛋白均密切相关,这些过程会在数年乃至数十年间持续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疾病的临床表现形式及其进展速度。
这正是亚临床疾病检测在当代预防心脏病学中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影像学检查可从多角度重新定义传统的心血管风险评估,比如,影像学检查可区分出易感状态与已确诊疾病,并能识别那些虽无症状但显然已超出动脉粥样硬化自然病程早期阶段的患者。
这警示,无疾病状态并非疾病不存在的可靠替代指标。
此外,生物标志物也可提供更为全面、细致的心血管风险评估视角。
除了LDL-C,载脂蛋白B(ApoB)、脂蛋白(a)、炎症标志物、心肌损伤及血管壁应力标志物(如
但是,Shapiro也提醒,各种数据的叠加并不能等同于诊断清晰度的提升。许多所谓精准的技术手段并不是总能改善临床决策,所有生物标志物并非都值得常规应用,所有的数字平台也并非均能提升诊疗水平,所有个性化治疗方案都能真正基于实证依据。
预防心脏病学领域未来必将涵盖更为先进的影像技术,更具针对性的生物标志物策略、数字化工具、远程监测系统,以及可能配备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功能的技术。但“迈一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明智、审慎且切实提升诊疗质量的方式整合这些技术,不过正是这一挑战,使得预防性心脏病学成为心血管医学未来发展的核心学科之一。
这一领域横跨脂代谢学、高血压病学、肥胖医学、糖尿病学、肾脏疾病学、影像学、血管生物学以及临床结局研究等多个学科交叉领域。如今,在心血管诊疗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正逐渐在这些交叉领域中探讨:哪些患者真正面临最高风险?哪些治疗方案应优先采用、联合应用或强化治疗?哪些疾病标志物具有可干预价值?哪些技术能改善临床结局?哪些医学进展能够真正简化诊疗流程?
Shapiro指出,预防心脏病学会的任务不仅在于跟上该领域的发展步伐,更在于负责任地推动其发展。这意味着要促进跨越传统界限的教育体系;意味着培养临床医生以整体的心血管代谢视角而非孤立的疾病分类框架进行思考;意味着推动能够明确哪些工具真正能提升疾病预测准确性、治疗方案选择效果、患者用药依从性及治疗结局的研究;还意味着确保预防医学的未来始终植根于实证基础而非单纯追求创新。
总之,预防心脏病学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危险因素的防控仍是基础,但在该领域,更早地识别疾病、对心血管与代谢生物学形成更全面的理解以及识别不同患者之间风险表现方式存在的显著差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Shapiro表示,预防心脏病学将继续凭借新疗法、新技术,同时基于更为清晰、基于生物学的理解,明确风险表达方式、亚临床病变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能更有效地进行干预。
来源:Shapiro MD.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from risk factors to risk phenotypes. Am J Prev Cardiol. 2026 May 7.
审校:GXM
排版:siqili&lv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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