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中华炎性肠病杂志，2026年第10卷第2期

作者：曾嘉慧  郑丹萍  何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通信作者：何瑶

免疫介导炎症性疾病（immune-mediated inflammatory diseases，IMIDs）是一类由免疫系统功能失衡所导致的慢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 ^{［ 1 ］} 。这类疾病的共同特征是慢性炎症和器官损害，其病理过程可同时或依次影响多个器官和组织，涵盖风湿免疫科、皮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等多个临床学科，是当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消化科临床实践角度出发，IMIDs的诊疗范畴不仅包含消化科核心疾病——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还涉及IBD的肠外表现（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EIMs）、IBD患者合并的其他IMIDs［如银屑病（psoriasis，PsO）、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等］，同时需鉴别以胃肠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其他类型IMIDs（如乳糜泻、胃肠道血管炎等）。因此，系统掌握IMIDs的概念内涵、分类逻辑、发病机制及治疗进展，对提升消化科医师的综合诊疗能力具有关键指导意义。本文将围绕以下三部分进行阐述：一是梳理IMIDs的概念演变与分类体系更新，明确疾病认知的发展脉络；二是聚焦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IMIDs类型，明确消化科的诊疗边界与鉴别要点；三是总结IMIDs的治疗策略进展，为临床用药与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IMIDs是一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谱。随着对免疫调控网络认识的深化，IMIDs已不再被简单视为传统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被认为是由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及免疫失衡共同驱动的连续性疾病谱。

1.从“自身免疫”到“自身炎症”的谱系：根据免疫紊乱的核心驱动因素，IMIDs可被大致分为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炎症性疾病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疾病 ^{［ 2 ］}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主要由适应性免疫异常介导，表现为自身抗体产生或自身反应性T细胞活化；自身炎症性疾病如家族性地中海热（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FMF）、成人Still病，则以固有免疫系统异常激活为特征，其核心病理机制为炎症小体过度激活；混合型疾病如中轴型脊柱关节炎（axial spondyloarthritis，axSpA）、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同时涉及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失调。自身免疫性疾病与自身炎症性疾病的区别可见 表1 。

2.IMIDs的流行病学及病因：IMIDs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构成了重大的健康挑战。关于1990—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的一项系统分析显示，包括IBD、银屑病、类风湿关节炎和哮喘在内的7种主要IMIDs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巨大的疾病负担 ^{［ 3 ］} 。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其年龄标化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IBD和银屑病等疾病也是导致伤残调整生命年损失的重要原因。

IMIDs持续增长的全球负担及其复杂的地理分布模式，突显了全面理解其多因素病因学的必要性。目前认为，IMIDs的发病机制是由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复杂相互作用驱动的过程 ^{［ 4 ］} 。遗传方面，特定基因多态性［如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2（NOD2）］为疾病奠定了易感基础；环境方面，多种暴露是关键触发因素，包括吸烟、不健康饮食、环境污染和心理压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微生物感染和肠道菌群失调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有研究提示，IMIDs患者的住院情况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等相关 ^{［ 5 ］} ，揭示了感染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潜在影响。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打破了机体的免疫稳态，引发了以慢性炎症、自身免疫和超敏反应为特征的免疫失调。在此过程中，氧化应激是关键的介导机制之一。动物模型研究表明，活性氧缺乏虽可诱发SLE、类风湿关节炎和银屑病等疾病，但在疾病慢性进展阶段，氧化应激却会反过来显著加剧炎症恶化 ^{［ 6 ］} 。这种复杂的免疫病理过程最终驱动了疾病的发生。

3.从“受累器官分类”到“特征细胞因子分类”的认知转变：尽管现已认识到IMIDs具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基础，但其传统的临床分类方式却未能充分反映这种共性。传统上，IMIDs多依据受累器官进行分类，分为器官特异性［如消化道的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等；关节的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psoriatic arthritis，PsA）等］和非器官特异性（如多发性硬化、SLE等）。这种分类方式直观，但无法解释为何不同器官的疾病（如IBD和银屑病）会频繁共病，也无法解释为何同一种药物如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抑制剂能同时治疗这些看似无关的疾病。

针对传统分类的局限，2021年Schett等 ^{［ 7 ］} 提出了基于“炎症驱动机制”的分类新观念，核心逻辑是以驱动炎症的关键细胞因子为出发点，将具有相似炎症通路和重叠分子机制的疾病归为一类。这一新的分类模式通过识别不同疾病的关键细胞因子，既能更精准地划分疾病类型，也能为靶向药物研发提供明确方向。例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是多种IMIDs的核心驱动因子，不仅在家族性地中海热、成人Still病等自身炎症性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参与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炎症调控，基于这一机制开发的IL-1靶向抑制剂已在上述疾病中显示出明确疗效 ^{［ 8 ］} ，直接验证了以细胞因子划分疾病的临床意义——分类不仅是“归组”，更是精准治疗的“导航”。此外，该分类从分子层面揭示了不同器官IMIDs的共同病理基础，从而清晰解释了疾病共病与药物跨病治疗的机制。以IL-23通路 ^{［ 9 ］} 为例，该通路在CD和UC（消化道IMIDs）、银屑病关节炎（关节IMIDs）、银屑病（皮肤IMIDs）中均扮演核心驱动角色——这一共同机制既为IBD患者合并银屑病或关节炎提供分子层面的解释（本质是同一炎症通路在不同器官的异常激活），也为IL-23抑制剂同时治疗上述多种疾病提供理论基础。

尽管“特征细胞因子”分类法推动了精准医疗，但绝大多数IMIDs存在IL-12、IL-23及TNF等多个因子共驱动的复杂网络，难以单一分类。此外，研究表明单纯抑制单一靶点可能诱发补偿性通路激活，这解释了部分患者出现“原发性无应答”的分子机制 ^{［ 10 ］} 。基于上述多因子共驱动及单靶点抑制的局限性，未来的突破方向应聚焦于解析IMIDs的细胞因子网络调控机制，构建多靶点协同干预策略，从而规避补偿性通路激活，提升临床治疗应答率。

1.IBD：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IMIDs种类多样，其中IBD是消化道IMIDs的典型代表。IBD发病机制均涉及先天性与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特别是TNF-α、IL-17及IL-23等促炎细胞因子通路的异常激活 ^{［ 11 ］} 。IBD的免疫异常首先并主要发生于肠道这一高度特化的免疫微环境，其核心病理特征包括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调以及对肠道抗原的异常免疫应答 ^{［ 12 ］} 。但除肠道外，IBD也常累及肌肉骨骼、眼部、皮肤等系统，统称为肠外表现。肠外表现通常被视为IBD相关的系统性免疫失衡在肠道外的延伸，其发生往往与肠道炎症活动程度密切相关（如结节性红斑、外周关节炎） ^{［ 13 ］} 。

IBD患者也常合并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等其他IMIDs ^{［ 14 ］} 。虽然这些疾病与IBD共享遗传易感位点和促炎细胞因子通路，但其病程往往独立于肠道炎症。IBD合并肠外表现与IBD合并其他IMIDs虽同源于免疫调控失衡，但在发病起点、与肠道炎症的依赖关系及疾病归属方面均不同。相较于未合并其他IMIDs的IBD患者，共患其他IMIDs的IBD患者更容易出现广泛结肠炎或全结肠炎，且IBD相关手术的风险更高 ^{［ 15 ］} ，接受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风险更高 ^{［ 16 ］} ，生物制剂如抗TNF联合免疫抑制剂（如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的比例更高 ^{［ 17 ］} 。而长期联合治疗可增加严重感染和恶性肿瘤的风险 ^{［ 18 ］} 。

2.其他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IMIDs：在临床实践中，除了IBD，消化科医师在临床实践中还应警惕乳糜泻、胃肠道血管炎、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等以胃肠道表现为主的IMIDs。如发现消化道溃疡的患者有疾病家族史、发病年龄较小、对常规治疗反应欠佳、儿童患者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同时合并多系统受累（如皮肤、毛发、内分泌受累）或儿童期反复感染等 ^{［ 19 ］} ，应注意累及消化系统的IMIDs。

临床医师应通过整合人口学特征、病变分布模式、系统性受累表现、免疫学指标及病理学证据，进行鉴别诊断。（1）首先通常以人群特征与核心症状拟定初步诊断方向：针对婴幼儿或儿童期出现的持续性难治性腹泻伴明显吸收不良，优先考虑自身免疫性肠炎或单基因免疫缺陷相关肠病；青少年及青年患者若表现为慢性复发性肠道炎症，需纳入IBD谱系鉴别；中老年患者以长期水样腹泻为主诉且常规内镜下黏膜改变轻微时，应高度警惕显微镜下结肠炎等低度炎症型IMIDs。（2）再结合消化道解剖分布与内镜形态缩小诊断范围：连续性、局限于结直肠黏膜层的炎症模式提示UC；而节段性分布、纵行溃疡及全层受累则更支持CD；十二指肠绒毛结构破坏伴明显萎缩高度提示乳糜泻；回盲部孤立深大溃疡需考虑肠型白塞病。（3）与此同时，通过消化道外系统受累模式揭示疾病系统性免疫背景：例如，IBD合并胆汁淤积性肝损伤提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皮肤紫癜、关节症状及肾脏受累共同出现时应考虑IgA血管炎；多器官肿胀性病变则高度指向IgG4相关疾病。免疫学和血清学标志物为诊断提供机制层面的锚点，如IgA、组织型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tTG）、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抗线粒体抗体、抗壁细胞抗体及血清IgG4水平异常等。（4）最后，往往依赖组织病理学定性特征完成确诊：需重点关注特征性病理改变，如显微镜下结肠炎的上皮下胶原带增厚、IgG4相关性疾病的席纹状纤维化；同时必须通过多学科协作严格排除感染性肠炎、药物性损伤及恶性肿瘤等干扰诊断的疾病。

IMIDs的治疗随着对疾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理解而不断演变。传统治疗主要侧重于缓解症状和控制炎症，而现代治疗理念更强调针对发病机制的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与此同时，治疗模式也由单一药物治疗逐步转向联合治疗与综合管理。通过对患者病情、生活方式及心理状态等进行全面评估，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活质量并增强治疗依从性。

1.跨病种治疗与联合用药策略：跨病种治疗是基于不同IMIDs在发病机制上的相似性，尝试将一种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应用于其他相关疾病。例如，新型IBD治疗药物［如Janus激酶（JAK）抑制剂、鞘氨醇-1-磷酸（S1P）受体调节剂、IL-23抑制剂］在斑块状银屑病、特应性皮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等其他IMIDs中也显示出疗效，这为IBD合并肠外表现或合并其他IMIDs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表2 ） ^{［ 20-37 ］} 。

联合用药策略则是通过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难治性IMIDs或多重IMIDs共病的患者，联合用药是重要的治疗策略 ^{［ 38 ］} 。一项纳入了70项研究（涉及1 200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IMIDs的联合治疗安全有效，如JAK抑制剂联合生物制剂类治疗 ^{［ 39 ］} 。但阻断IL-17 ^{［ 23 ］} 及T细胞共刺激 ^{［ 33 ］} 等通路虽在系统性自身免疫病中有效，但治疗IBD无效甚至可能加重肠道炎症。因此，临床选择联合方案时，需综合考虑疗效与安全性。

2.干细胞治疗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 therapy，CAR-T）等新兴疗法：干细胞治疗和CAR-T作为新兴的治疗手段，有望成为IMIDs治疗的重要手段，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 40 ］} 。

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能力，可通过多种机制参与组织修复和免疫调节。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可能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发挥免疫调节和营养功能 ^{［ 41 ］} 。然而，干细胞治疗也面临一些挑战，如细胞存活率低、分化方向难以控制等 ^{［ 42 ］} 。

CAR-T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T细胞改造为能够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或异常免疫细胞的细胞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中，CAR-T已取得显著疗效 ^{［ 43 ］} 。对于一些IMIDs，理论上可通过靶向异常激活的免疫细胞来调节免疫反应。但在实际应用中，CAR-T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神经毒性等 ^{［ 44 ］} 。

IMIDs是当前医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其慢性迁延、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对临床医师提出了更高要求。IBD是胃肠道IMIDs的核心，但消化科医师必须警惕IBD之外的其他胃肠道IMIDs，如乳糜泻、显微镜下结肠炎、IBD样单基因病和以消化道受累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自身炎症性疾病（如家族性地中海热），避免漏诊与误诊。以“细胞因子中枢”为核心的新分类体系，正推动IMIDs的诊疗进入精准时代。IMIDs的治疗策略已从广谱免疫调节，发展到高度特异的靶向药物，并正迈向联合用药、干细胞治疗及CAR-T的新纪元。未来，跨学科紧密协作与对疾病分子机制的持续探索，将为IMIDs患者提供更优化的全周期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