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的研究进展
发布时间:2026-05-18   



前言:


肝细胞癌(HCC)的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联合疗法的问世。ICI联合疗法显著改善了不可切除HCC患者的总生存期(OS),使患者中位生存期超过2年,部分患者的长期生存期甚至突破5年。因此,全身治疗的早期应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围手术期的(新)辅助治疗,或与动脉内治疗联合应用。与此同时,动脉内治疗和体外放疗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将阐述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的最新进展,以及这些进展在早、中期HCC患者诊疗中的应用。




全身治疗的研究进展




2018年,仑伐替尼对比索拉非尼的非劣效性研究结果公布(HR=0.92,95%CI:0.79-1.06),拓宽了晚期HCC一线治疗的选择。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是首个可改善HCC患者预后的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联合疗法,与索拉非尼相比,该方案显著提高了患者的OS(19.2个月 vs 13.4个月,HR=0.66,95%CI:0.52-0.85,P<0.001)、无进展生存期(PFS)(6.9个月 vs 4.3个月,HR=0.65,95%CI:0.53-0.81,P<0.001)和客观缓解率(ORR)(30% vs 5%)。该联合疗法的耐受性良好,因不良事件(AE)导致停药的发生率为22%,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为12%。与其他肿瘤适应症不同,贝伐珠单抗带来的出血风险在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的患者中需特别关注。但在IMbrave150研究中,出血事件发生率较低(6%),该试验要求患者在首次给药前6个月内完成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并排除出血高风险患者。


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是首个针对不可切除/晚期HCC的抗PD-L1/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双ICI联合疗法。在HIMALAYA研究中,采用STRIDE方案(即第1周期给予单剂量曲麦利尤单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后续以度伐利尤单抗每月维持治疗)治疗的不可切除/晚期HCC患者6年OS率达17.1%,约为对照组的2倍,降低死亡风险24%。该联合疗法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6.3%,低于索拉非尼组的38.0%。


HIMALAYA研究是首个针对不可切除/晚期HCC进行预设36个月OS分析的Ⅲ期研究,这一设计源于癌症免疫治疗早期研究中发现的抗CTLA-4治疗对OS的长期获益效应。结果显示,STRIDE方案组患者36个月OS率较索拉非尼组更高(30.7% vs 19.8%);在更成熟的48个月和60个月探索性分析中,该优势仍持续存在(48个月总生存率:25.2% vs 15.1%;60个月总生存率:19.6% vs 9.4%)。患者的基线特征无法预测其长期生存情况,因此该领域仍亟需可预测治疗应答的生物标志物。目前尚无其他ICI联合疗法的长期疗效对比数据。


2024年,CheckMate 9DW试验公布结果:给予患者4个周期的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诱导治疗,后续以纳武利尤单抗维持治疗,患者中位OS达23.7个月,显著优于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治疗组的20.6个月(HR=0.79,95%CI:0.65-0.96,P=0.018)。该试验还显示,该联合疗法的ORR高达36%,且缓解具有持久性(中位缓解持续时间30.4个月,95%CI:21.2-未达到)。但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组患者早期生存率较低,直至治疗12个月后,生存获益才显现。此外,41%的患者发生了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相关的治疗性不良事件,29%的患者需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18%的患者因毒性反应停药,另有12例患者(4%)发生治疗相关死亡。


尽管有确凿证据表明,ICI联合疗法的疗效优于索拉非尼,但目前尚无不同ICI联合疗法之间的直接对比数据。由于各试验的入组标准存在异质性,跨试验对比面临诸多挑战。除缺乏对比数据外,影响治疗决策的另一大挑战是目前尚无经过验证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无法判断哪些患者更易从ICI联合疗法中获得长期生存。肿瘤免疫治疗中传统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如PD-L1免疫组化检测、肿瘤突变负荷定量分析),无法有效区分HCC中从ICI治疗获得最大获益的患者。


尽管全身治疗为不可切除/晚期HCC的诊疗带来了毋庸置疑的进展,但原发性耐药和适应性耐药仍限制了大多数患者的长期生存。新型治疗策略包括在标准治疗基础上联合第三种药物,以提高治疗应答率和长期疗效。




动脉内治疗的研究进展




由于HCC具有高血供的特征,动脉内治疗长期以来一直是其核心治疗手段。动脉内治疗主要分为栓塞治疗和放射性栓塞治疗两类:栓塞治疗通过动脉内给药并阻断肿瘤血管发挥作用(即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放射性栓塞治疗则通过动脉内递送放疗药物(Y90),且不会阻断动脉通畅性(即经动脉放射栓塞TARE)。


传统经动脉化疗栓塞(cTACE)是全球HCC栓塞治疗的金标准,该疗法在全球被广泛用于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BCLC)B期HCC患者的姑息治疗,也被用于BCLC A期HCC患者,包括为肝移植候选者进行桥接治疗或降期治疗。药物洗脱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DEB-TACE)于2007年左右问世,DEB-TACE的耐受性更好,尤其适用于Child-Pugh B级肝硬化、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为1分、双叶病变或复发性病变的患者。


TARE是目前新型的动脉内治疗手段,该疗法将数百万颗含Y90的25~40μm微球输注至肿瘤血管内。TARE可将高剂量放疗精准靶向HCC病灶,因此被应用于多种临床场景。多项对比TARE和TACE的研究显示,TARE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延长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和二线治疗干预时间。但大多数对比研究为非随机对照研究,因此存在偏倚,包括残余混杂因素。


◆动脉内治疗联合全身治疗的研究进展


随着ICI的问世,且早期研究证实TACE与ICI联合应用的安全性,多项Ⅱ、Ⅲ期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该联合疗法的潜在获益。LEAP-012研究显示,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TACE联合治疗较单纯TACE显著改善了PFS(14.6个月 vs 10.0个月,HR=0.66,95%CI:0.51-0.84,P=0.0002)。与单纯TACE组相比,干预组的ORR(46.8% vs 33.3%)和疾病控制率(DCR)(89.5% vs 81.5%)也更高。目前联合治疗组的OS有改善趋势(HR=0.80,95%CI:0.57-1.11),但数据仍不成熟,随访仍在进行中。


上述研究评估了TACE联合ICI治疗的价值,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TARE而非TACE治疗,因此TARE与ICI联合应用的协同效应也成为研究热点。




体外放疗的研究进展




随着相关研究数据的不断涌现,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在HCC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也不断被重新定义。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对比了索拉非尼±SBRT治疗BCLC B、C期HCC的OS。修正意向性治疗分析显示,两组患者的中位OS无显著差异(索拉非尼组12.3个月,90%CI:10.6-14.3个月;联合治疗组15.8个月,90%CI:11.4-19.2个月,P=0.06),但联合治疗组的中位PFS较索拉非尼组显著改善(9.2个月,95%CI:7.5-11.9个月 vs 5.5个月,95%CI:3.4-6.3个月,P<0.001)。另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对比了SBRT(n=83)与局部消融(n=83)治疗复发性小的HCC(最大直径≤5cm,定义为既往切除或消融术后复发)的疗效,结果显示,SBRT组的PFS显著优于消融组(HR=0.45,95%CI:0.24-0.87,P=0.014),两组2年局部PFS率分别为92.7%和75.8%;而两组的PFS(HR=0.76,95%CI:0.50-1.15,P=0.190)和OS(HR=0.91,95%CI:0.37-2.22,P=0.830)无显著差异,且两组的短期和长期安全性结局发生率也相似。目前,多项研究正在评估SBRT单药或联合ICI在肝局限性或局部晚期HCC患者中的应用。




BCLC B期HCC的诊疗管理




BCLC B期HCC的定义为:多灶性病变且超出米兰标准,无血管侵犯或远处转移证据。传统上,动脉内治疗(TACE或TARE)被推荐用于所有BCLC B期患者。但目前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BCLC B期HCC是一组异质性极强的人群,从肿瘤负荷轻微超出米兰标准的患者,到双叶多灶性病变的患者均包含在内。


多项研究显示,肿瘤负荷轻微超出米兰标准的BCLC B期患者接受肝移植后,可获得理想的预后。事实上,降期治疗已被纳入HCC的诊疗管理和肝移植标准中。多项多中心研究证实,符合UNOS-DS标准的患者接受肝移植后的预后,与初诊即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相当。美国器官共享网络数据库的回顾性分析显示,符合UNOS-DS标准的患者肝移植后5年生存率为73.2%,而初诊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为78.7%。与之相反,肝内大病灶患者(双叶、多灶性病变)接受栓塞治疗的ORR较低;且由于需要接受非选择性治疗,此类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和肝功能失代偿的风险更高。




BCLC A期HCC的诊疗管理





BCLC A期HCC患者可接受根治性治疗,包括肝移植、手术切除和局部消融,此类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可达5年以上,甚至超过10年。对于无肝硬化或无门静脉高压的Child-Pugh A级肝硬化患者,手术切除为首选治疗方案;相反,对于合并肝功能损害的早期HCC患者,肝移植为首选的根治性治疗方案。对于暂不适合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局部消融治疗(射频消融或微波消融)或动脉内治疗(TACE和TARE)可用于根治性治疗,或作为肝移植的桥接/降期治疗。


如前所述,RASER试验显示,对于不适合消融治疗的早期单发HCC患者,采用钇90Y/TARE行放射性肝段切除可达到根治性治疗的目的,经选择的患者持续完全缓解率可达90%。LEGACY试验进一步证实,TARE不仅可使大部分患者获得较高的ORR,还能使21%的患者转化为肝移植候选者,6.8%的患者转化为手术切除候选者。


多项SBRT相关研究证实,该疗法在不可切除HCC患者中可实现较高的局部控制率;部分数据显示,对于最大直径>3cm的肿瘤,SBRT的局部肿瘤控制率优于消融治疗。但目前仍需更多数据,明确SBRT所致放射性肝损害的长期风险,以及其与其他治疗手段相比对OS的影响。


  • 高复发风险患者的(新)辅助治疗


目前,HCC新辅助治疗的理想治疗方案尚未确定,但大多数研究允许患者在术前接受8~12周的治疗。值得注意的是,Kaseb等人开展的研究对比了术前纳武利尤单抗单药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治疗可切除HCC的疗效,结果显示27例患者中有7例(26%)未能接受手术治疗。进一步分析发现,部分患者初诊时肿瘤体积较大(>10cm)或为多灶性病变,这也凸显了在早期可切除性临床试验中,严格选择患者的重要性。


尽管这些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但新辅助治疗也存在潜在弊端,包括肿瘤进展导致无法行手术治疗、治疗毒性(包括严重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以及缺乏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或经验证的患者选择标准。目前,多项前瞻性研究正在探索ICI联合治疗或局部区域治疗联合ICI治疗在可切除或潜在可切除HCC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多学科协作诊疗





在患者的整个诊疗过程中,制定最佳治疗决策需要多个学科的参与。个体化治疗决策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肿瘤负荷、肝功能损害程度、体能状态、合并症负荷以及患者的治疗目标。在具备多学科协作诊疗条件的高容量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与患者的临床结局改善相关。


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定期开展的肿瘤多学科会诊、各学科间的非正式讨论及灵活的转诊体系,或联合门诊(患者可在一次就诊中接受多个学科的诊疗)。研究证实,多学科协作诊疗可提高HCC诊疗的指南依从性、增加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并改善OS。因此,包括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在内的多个指南均推荐,所有HCC患者均应接受多学科协作诊疗。




总结


局部区域治疗和全身治疗的进展,以及对肿瘤生物学特征的深入理解,改变了HCC的诊疗模式。部分不可切除HCC患者可通过治疗实现降期,后续接受手术治疗;而部分肝局限性病变患者可接受全身治疗,在实现肿瘤控制的同时保留肝功能。研究者也对全身治疗与手术/局部区域治疗的联合应用产生了兴趣,但该策略是否能改善患者OS,以及适用于哪些患者,仍需更成熟的研究数据支持。HCC的治疗决策应通过多学科协作个体化制定,综合考量肿瘤负荷、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患者的长期治疗目标等因素。


参考文献

Singal AG, Salem R, Pinato DJ, Pillai A. Advances in Locoregional and Systemic Treatment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Gastroenterology. 2025 Sep;169(4):585-599. 



审批编号:CN-181473

有效期至:2027-04-28

本文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不可用于推广目的




(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注明来源为"医脉通",版权均归医脉通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医脉通"。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
114
收藏
我要投稿
发表评论
扫码分享

微信扫码分享

回到顶部